中药的种类数以千计，若加上纷繁的异名别称，药名则有数万之众。
为了便于辨识和运用，古人往往从其形态、色泽、气味、特性、功用、产地以及文化影响等角度予以命名。
（1） 形、色、气味命名据形而命名者，如牛膝，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其茎有节，似牛膝，故以为名也。
”又如贯众，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云：“此草茎叶如凤尾，其根一本，而众贯之，故草名凤尾，根名贯众。
”据色而命名者，如漏卢，《本草纲目》云：“屋之西北黑处谓之漏，凡物黑色谓之卢。
此草秋后即黑，异于众草，故有漏卢之称。
”据形、色而命名者，如狗脊，唐代《新修本草》云：“根长多歧，状如狗脊。
”因其根皮上有一层金黄色柔毛，故又称金毛狗脊。
据气而命名者，如木香原名蜜香，《本草纲目》云：“因其香气如蜜也。
”而臭梧桐、鱼腥草则因其特殊之气而得名。
据味而命名者，有甜味的甘草、苦味的苦参、酸味的酸枣仁、辛味的细辛等。
又有五味子，《新修本草》云：“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咸味，此则五味具也。
”据气、味而命名者，如豨莶，《本草纲目》云：“楚人呼猪为豨，呼草气味辛毒为莶。
此草气臭如猪而味莶螫，故谓之豨莶。
”草药“金牛胆”，色金黄，形似牛胆，味甚苦，这是兼以形、色、味三者命名。
（2） 特性功用命名按特性命名者，如凤仙花子，又名急性子，因其结荚成熟后，稍加触碰，即果荚迸裂，褐色细子蹦出，状似急不可耐，故而得名。
又如羊踯躅，是有毒的麻醉止痛药，《本草经集注》释其名云：“羊误食其叶，踯躅而死。
”按功用命名者，如骨碎补，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云：“骨碎补本名猴姜，开元皇帝以其主伤折、补骨碎，故命此名。
或作骨碎布，讹矣。
”他如寻骨风祛风邪、伸筋草舒筋络、益母草疗妇疾、决明子可明目、合欢安神志、防风御风寒，皆以功用得名。
按特性、功用命名者，莫如王不留行。
此药通经下乳之力特强，李时珍释曰：“性走而不住，虽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但王不留行还有敛、守之性，《本草经》言其有“止心烦、鼻衄”之功，《名医别录》称其有“主金创、止血”之效。
可见其兼有活血、止血的双向性功能。
故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云：“命名之义亦奇，吾身有王，所以主吾身之气血及主气血之留行者。
气血之留，王不留，则留者行矣；气血之行，王不行，则行者留矣。
顾血出不止与难产无乳者，两可用此，其义自见。
”如此，药名涵义当为“王不留”、“王不行”，分别针对经闭、乳少、难产与鼻衄、金创出血，则药之双向“主治功力，其可迎刃而解”。
此说较为确切地诠释了寓于药名中的特性及双向治疗作用，反映了古人对药物认识的进步。
（3） 依方域产地命名此类命名法又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在药名前标识产地、生长环境等字样。
如高良姜，陶弘景云：“此姜始出高良郡，故得此名。
”李时珍进一步考证：“按高良即今高州也，汉为高凉县。
……则高良当作高凉也。
”再如代赭石，《名医别录》曰：“出代郡者，名代赭。
”李时珍云：“赭，赤石也。
代，即雁门也。
”他如巴豆生巴郡川谷，党参出山西上党，象贝产浙江象山，及常用药物川芎、杭菊、广木香、淮山药等，都具有产地的标记。
又例如水苏、水蛭、水浮萍均生于水，海藻、海马、海螵蛸皆产自海，石韦、石斛、石菖蒲生长于石，地栗、地榆、地肤子产出于地。
这些药物都具有生长环境的标记。
其二是不少传入中国的外域药物，往往冠以外域的标记。
从其“胡”、“海”、“番”、“洋”等特别标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外域药物传入的时代及方域。
冠以“胡”字的药物，多为两汉、西晋时由西北丝绸之路传入，如胡豆、胡麻（即今之芝麻）、胡瓜（即今之黄瓜）、胡荽、胡芦巴等。
冠以“海”字（除指明产于海洋外）的药物，多为南北朝后由海路引进，如海棠、海枣、海风藤、海桐皮等。
冠以“番”字的药物，多为南宋至元明时由“番舶”（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自南域引入，如番茄、番薯、番椒、番木鳖、番泻叶等；有时冠以“舶”字，如舶硫磺、舶乳香等。
冠以“洋”字的药物，多为清代从海外引入，如洋参、洋姜、洋葱、洋芋等。
更有一些药物直接冠以国名，如石榴，是“安石榴”的省称。
晋?张华《博物志》云：“张骞使西域，得安石国榴以归，故名安石榴。
”安石，是古波斯的属国，又作“安息”。
常用的芳香开窍药安息香，亦从彼国传来。
再如活血良药红花，原名番红花，番同“蕃”，音“播”。
《本草纲目》卷十五“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
”西番即吐蕃，是公元7~9世纪成立于青藏高原的藏族政权。
其崩溃后，宋、元、明初史籍仍称青藏高原的部落为吐蕃或西番。
他如“波斯白石蜜”、“倭硫磺”、“高丽参”、“花旗参”等，皆标有外来的印记。
（4） 取故事传说命名中国古代流传着大量与医药有关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这些故事传说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一部分，经文人学者加工后以书面形式载录于史书、笔记、稗传，医药学家又将其采入医药著作，使之成为公认的药名来源。
如活血通经药刘寄奴，相传南朝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早年微贱之时于山中砍伐荻草，遇一大蛇而射之，蛇遁去。
明日往寻之，闻榛树林中有杵臼声，见青衣童子数人正在捣草药，且云其主被刘寄奴射伤，捣药为之敷伤。
刘上前叱散之，收取草药而返。
后遇金疮敷之即愈。
后人因称此草为刘寄奴。
事见《南史?宋武帝本纪》，《本草纲目》卷十五“刘寄奴草”亦收录之。
类似以最先发现或使用者的姓名作为药名的中药还有不少，如徐长卿、何首乌、杜仲等。
这些故事传说的真实与虚妄姑且不论，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民俗文化对药物命名的影响和作用。
（5） 因避俗雅化而命名
古代讳饰文化对药物命名亦有一定的影响，不少药物因避俗语秽词而雅化其名。
中药多为天然物品，取材范围甚广，一些日常视作废秽之物亦常取之入药。
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曾说：“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
”然而此类药名若以书面形式载入书中未免有俗、秽之嫌，故古代医家每每隐去俗称，雅化其名。
如鸽粪，因其屎皆向左盘曲，而称作左盘龙；人乳，因道经称久服可以成仙，故名为仙人酒、蟠桃酒；人粪，经加工后是救治温病高热神昏的要药，便据其色、依其形，而美其名曰金汁；他如灶心土称伏龙肝，鼯鼠屎唤五灵脂，鸡蛋膜谓凤凰衣，人尿曰轮回酒、还元汤等，皆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