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位年轻女病人来自温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刚刚怀孕,她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8点看到晚6点,70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60的专家。她的回答没有针砭时弊,让人意外:“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室风气会出品不同的医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在南方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他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40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与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听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们班的一对夫妻,说他们俩都主动要求去了北京“非典”治疗的大本营小汤山。
这对夫妻中的女生,是我大学的多年好友。在学校时,我们应该算是理想碰壁、快要滑入美国人批评医学生说的“玩世不恭”的那一群。毕业后几年,她在医院里干,有时会跟我发牢骚说医院太辛苦、病人太难缠、不想干了之类。“非典”之后,我去北京出差,怀着点好奇拜访了这对“英雄”夫妻。聊起刚刚过去的小汤山生活,她轻描淡写地说:“那些病人看着挺惨的,就去了。虽然危险,但不像平时在门诊,感觉很受尊重。其实我平时最恨社会上管医生叫‘白眼狼’了。SARS一来,冲在最前面的还不就是医生,而且都是些很平凡、很普通的医生。”然后她向我介绍了真正的英雄事迹:“其实,我算什么呀,你知道我们的大师兄有多玩命,在急救“非典”病人插管时,他居然忙得口罩都来不及戴,多危险呀!不过,也有的护士就只隔着玻璃远远地看着而已。那时老百姓坐个公共汽车,还戴个口罩预防万一呢。”
多少有些可悲的是,似乎只有在“非典”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人们才愿意心平气和地去接近那些好医生的形象。不过,我更关心的是,首先作为凡人的医生的多面性。因为这位被写进报告文学的抗SARS好医生,“非典”过后,重新回到平时轮转的病房,别上BP机,又过上了当班医生的日子。她皱着眉头向我描述:“半夜BP机一响,就像噩梦。”
假如生下来不是神医的料子,假如把大部分医生的横截面剖开看,每个截面显示的除了是个凡人还是个凡人,假如时代也不配合他们,给个理想主义或者物质丰富的环境,一个医生,他通往神性的可能是不是从此就没戏了?
看看周遭的环境,有时毕业的医学生们渐渐放弃了理想主义,是因为大部分人都如此,他们的周围就散发着这么一股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必须得承认,一部设计得抓人的剧本,总是在剧烈冲突时激发并展现主人公性情里潜在的部分。这时候,一个普通的医生有可能在某一地某一刻,被激发出平时没能表现的部分,神性瞬间迸发。虽然不久之后,一切可能又回归往常。
一位做医学出版的专家,有一次面对大众媒体记者们问了两个问题:“你们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医生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好的。”“那目前媒体上和医生有关的报道,是好还是坏?”记者们答:“大部分是坏的。”医生这个职业的形象,其实不单需要中国医生们自己自律维护,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否则,将来的优秀人才不会愿意去从事一门不受尊重还到处被讨伐的职业。
为什么在抗“非典”时没有人骂医生,而一旦回到平静生活,又骂声四起?人多么复杂,大多时候不是非A即B,而是在A和B之间的灰色地带游移,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但显然,因为医生职业的特殊,大伙儿真不希望他们在灰色地带里耽搁太久。
除了医德之外,其实有些中国医生的医术比国外医生要高明。这种差别,有点类似于我所见到的一种写作软件。
在美国,一些作家、剧作家就使用这种软件。他们把一些人物的基本特征输进去,选择情节的变化类型,然后电脑就会生成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故事。这种写作软件真是流水线工作的绝好武器,但在便捷周全的同时,也失去了写作最吸引人的魅力—不可言传的灵感火花,同时也失去了撼动人心的激情。
美国医生的思维方式也带有这种电脑软件的成分,他们似乎更刻板地遵守医疗程序,更依赖于各种实验室检查和仪器检查,等所有这些检查结果都出来之后,他们才会像电脑软件一样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医生面对病人的第一步,是先收集数据,而一些出色的中国医生,他们的综合临床感觉比美国医生要强。这种综合感觉,是往软件里输入一堆数据和检查结果,通过精确的算法所无法推断出来的。优秀的中国医生的临床逻辑里有强烈的理性特征,也有可贵的非理性成分,有一种难以图表化和清晰表述的直感。中国优秀医生的这种临床思维,一方面是受益于中国人口多、病人多、病种多,每天需要接触的病人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检查的依赖程度还没发展到美国那种高度。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美国做一个病人比在中国强,比在中国受气少?美国医疗保险的规范和普遍是一个原因,另外,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之间医疗感觉差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还缺少“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的有力支持,他们本应作为病人与专科医生之间桥梁的有力连接。
就像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看病,先看“初级保健医生”或者“全科医生”,病人可以从名单里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只有他们处理不了的病情,才会转给专科医生。这支庞大的初级保健医生队伍起到了“看门人”“把关”的作用,对疾病进行最基本的管理和事前控制。他们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关心病人的情况,还能和病人保持持续的接触和沟通,体现了更人性化的生物行睦硇社会医学模式,同时也为专科医生节省了很多精力。一名专科医生至少有七八位初级保健医生的支持。
美国的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不同的初级保健医生看同一种病,收费相同。可以说,初级保健医生这个桥梁和纽带,在整个美国医疗体系里是相当重要的一环,他们在看病的初始阶段就解决了病人的大部分基本问题。
我们对中美医生差别的粗略印象,其实是其背后相对科学的医疗体系表现出来的。要是论医术,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向我描述中西差异:“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的比我们多。要是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我一个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教授都会跑来看。”
中国医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在中国做病人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背运。但一个中国病人和一个美国病人在去看病之前,就注定了医疗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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