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 　　一家美国医学网站在公布一项医生的调查结果时，总结了一句—“近乎狼狈的医生生活”，说的是现代医生正面临着无法释怀的压力。 　　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所描述的医生现状更惨：“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心理咨询，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不错，医生的专业临床训练，教给他们一些对付压力的办法，但仅仅是一些而已。一位被压力所困的医生，在我们眼里，就像一位不会给自己理财的会计、自己的孩子学习一团糟的老师、在生活中吵架老输的律师，或者“一位竖起大拇指在路边搭便车的汽车修理师”。自己的情况已经够糟，还能给病人什么有效的劝解呢？ 　　每一个医生几乎都是在绵延不断的值班表里，忍耐到40多岁的。可怕的当班生涯，对于医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侵蚀着他们的生活。有人做过调查，长年当班的后遗症是：睡眠质量差，没时间和家人沟通，没有社交生活，特别是医生的孩子们怨言颇多。美国的一份调查里说，近30%的医生说他们正准备离婚，30%的医生也说他们正琢磨着辞职不干了。20年前，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选的也是医生这一行业。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她患了心肌梗塞，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她只隐约记得自己与同事一连做了三个眼科手术。 　　在患者看病遭遇压力天下皆知的今天，现代医生所面临的压力，可能外界知之甚少：超负荷的工作量，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平衡的时间压力，经常遇上难相处、难沟通的病人……还有，在医生身边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单凭医生个人力量更无能为力的困难，比如进行检查所必须等待的时间，看医生所必须等待的时间，医院病房的周转率，病床和护士的短缺，越来越多的书面文件处理……但这些，仿佛都成了医生必须负担的责任。除此之外，在医院这个小社会里，还要面临不同专业医生因为分工细致而带来的内讧，不同专业之间的医生不顾情面抢病人的行为，在病人面前一个医生诋毁另一个医生的做法，例如那些麻醉师常被脾气暴躁的手术医生搞得几乎崩溃。更让医生感到被动的是，医生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医疗发展方向。 　　虽然当医生这么辛苦，但为什么从前美国医生们却愿意忍受漫长而艰辛的专业训练，甘之如饴呢？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他们那时能得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回报。他们从前常常能得到来自内在感觉的回报—医生是一份有趣的工作，这份工作能让他们感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病人的生活；他们还能得到来自外界的回馈—被尊敬，被感激，有自主控制权，有工作安全感，还有份满意的收入。但今天的医生，大多数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可来自精神的回报、尊重却一天天减少。公众和媒体一味地认为医生是“肥猫”，到处揩油，成了“披着羊皮的白眼狼”。医生这个职业，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们经常把中国的医学教育、医疗体制与美国对比，把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典范。但就在我们朝着这个典范努力的时候，美国医生却也是满腹牢骚。“如果你感到压力，你不是仅有的几个医生之一，而且，这不仅仅和工作超负荷有关。” 　　按照美国医生生活调查的结果，许多选择从医的人都感觉渐渐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仅仅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可惜的是，舆论和环境在试图改变医疗政策时，无情地、不公平地审视医生。而病人们开始变得古怪，他们不再心存感激，向医生们要求的也越来越多。” 　　如果医生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应对压力，他们又怎么去帮助病人？如果要更有效地照顾病人，医生首先要照顾好自己。临床工作的压力会不会恶化，最终把他们杀死？还是他们能战胜压力变得更坚强、更幸福？只能让医生自己去选择吧，因为现在似乎没有人会同情医生。起码现在的统计结果是，在各种职业中，医生自杀率和药品依赖率最高，医生似乎比其他人更容易幻灭和痛苦。 　　有一年春节，公司联欢时，一个节目赢得了许多医生的掌声：一群自觉没什么文艺才能的同事，为了好歹凑个节目，合唱了李宗盛的《凡人歌》。他们重新填了词，并配上了相应的医院情境画面打在大屏幕上，现场效果出奇的好。每当唱到“门诊到病房，一刻不得闲，做台小手术，风险也要担……”台下的医生立刻一片安静，然后鼓起掌来。这一刻，这些医生感觉到自己至少在歌词层面上被理解了。 　　孰能无过，但谁来饶恕 　　一位我很敬重的女外科医生，骨科关节置换专家，40岁左右，她曾作为亚洲唯一的年轻专家人选参加了美国一项著名骨科基金的培训。有次我听她给外地医生讲人工膝关节置换术，眼见下面近60号当地骨干、男外科医生，全都被她镇住了。她讲课娓娓道来，常常穿插讲解许多一般人不注意也不愿和大家分享的手术技巧。等结束时，赢得了满场喝彩。这时，一位中年医生站起来问：“关于踝关节置换，您有什么心得？” 　　女专家非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得欠奉，我自己觉得做手术是要讲感觉的，我做踝关节置换时找不到最佳状态，这点做关节镜也一样。我曾经做过几例踝关节手术，可惜最后结果都不太好，我赶紧把病人转到其他手术组去了。说实话，以后我就少碰踝关节置换的病人了。”我敬重的这位女医生，就这么坦率地在近60位崇拜者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在做踝关节置换时犯过错误。 　　自打进医学院起，我们就许多次听老师这么说过：一位练就的名医后面肯定站了一排鬼魂。最初听起来似乎无法接受，等我们真正到了病人床边，就知道这句话蕴涵的意义了。 　　比如我们实习过程中胸腔穿刺、阑尾手术那些不甚完美的操作，肯定也是本来可以由熟练医生避免的小错误；比如一台中小型手术，是让艺精技熟的教授上，还是让需要锻炼机会的主治医生上；比如我们在妇产科人工流产门诊，带教医生让我们体会一下刮宫的感觉。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练习，哪来日后的熟练操作？但是，病人永远是期待医生不犯错的，起码不要在自己这里犯错。 　　前文提到的罗森邦医生在年近古稀，回忆他这辈子从医感想时说：“宣称自己从未犯错的医生，一定是个危险的傻瓜。”他甚至认为一个医生存在他的局限，那简直是一定的事，这种情况与道德无关，哪怕是给自己最亲的人看病，错误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更多。“如果我的孩子生病，我一定找别的医生替他们看病。因为有个同事为自己的儿子看病，却没有诊断出阑尾炎，结果阑尾破裂造成腹膜炎，这位父亲的余生都得带着伤痛活着。太太生病时，我也会去找别的医生，因为有位病理科医师为自己的太太看病，却没有发现她得了卵巢癌。”在医生圈子里，甚至有一种说法—给越熟悉的人看病，反而越容易犯错误。所以外科医生们很少亲自给家属开刀，而是托付给别的医生去做。 　　这位老医生在自己生病时，站回曾经的医生角度说：“身为一个医生，我了解他们的感受，我自己也误诊过，每犯一次错，就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感到沮丧、悔恨、焦虑，可是这都无法和病人及其亲属的痛苦相比……要知道，控制疾病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位艺精的厨子，总有不在状态或是大脑短路的时候，但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医生身上，因为与生命相关，因为与健康相关，职业的特殊性把他置身于道德的聚光灯下，他的错误便变得不可饶恕。医生存在局限是一定的，这种局限既来自他作为凡人而非神的特性，也来自医学本身的局限和某些不确定性。 　　美国波士顿的外科医生阿图尔·加旺德（AtulGawande），在自己书《并发症》的扉页写着：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紧接着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孰能无过？ 　　“医学是瞬息万变的集合体，我们得到的讯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的人不免会犯错。”他引用了哲学家认为人类为什么会犯错的原因：一是知识有限，二是能力不足，三是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 　　医生在犯错中成长，而病人想的是，纵使犯错几率是千分之一，起码在我这里，不要犯错。这时候，“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这条被克林顿的委员会列为美国病人的义务之一，真正做起来时，似乎就显得太难了！ 　　香港一位笔名叫区闻海的医生在倾诉《白袍医烦恼》时，先让读者玩一个文字游戏。他举了一个现代医生“扩充句式”的例子： 　　孩子的中文作业，有一样叫做“扩充句式”。以医生工作为题，可能是这样的： 　　■医生治病。 　　■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 　　■医生在一个剧变的城市中工作，治病救人。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很多人对医生有很多期盼，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很多人对医生有很多期盼；病人看医生，不单是求医，也想医生为他纾解忧虑和烦恼，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做医疗的句式扩充时，世界更复杂了。这不是坏事，工作多了明明暗暗的层次，更立体。但医生的烦恼是：一个人一双手，有时难以消受过多的期盼和没完没了的纷扰。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分心分神的事情纷至沓来，可说是另类的噪音污染。年长医生告诉年轻医生，世界不再是往昔的平稳世界，他们也不是不理解，就只是问：白袍越穿越重，载得下几多烦忧？” 　　我们会孜孜不倦地要求在医生身上看到一种叫“医德”的东西。所谓伦理，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自然而然怎么做。但是医德，和别的“应当”似乎不同，它是一种大众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永远无法否定的“应当”。或者可以这么说，医德是医生这个行业存在的前提。 　　问题是，无论是医生还是医学本身，都根本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应该”和“必须”。在面对世界万物时，在我们尽己所能以为到达了知识的顶端时，生命的奥秘可能还在顶端之上，有些领域可能是目前的医学尚未抵达的。面对知识有限、能力不足、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这三种哲学家认为可能导致犯错的原因，医生们在寻求最后的生存底线—医德的底线。 　　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创下了从医誓言“为病家谋幸福”，其时，流行于中国的版本则是“医乃仁术”。但现在，似乎最为妥当的底线听起来让人悲观—不伤害，换成另外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尽可能少杀人，这一底线的来源和一次世界大会有关。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了一个叫做“世界宗教大会”的会议。从全球各地赶来的各种宗教的代表云集，他们提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这个宣言里说，各种宗教间的共识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不杀人，不偷窃，不撒谎，不奸淫。”这“四不”日后成了大家口耳相传的—道德底线。 　　在崇高追求与无情现实的反差之中，这种“底线”可算是为凡人们找到了一条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医生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医生是最关注这一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的凡人。这样的“底线”公布之后，几乎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质疑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世风日下？是不是意味着崇高精神的沦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渐渐进入流于技术化和物化的世界？ 　　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医学伦理方面的文章或书籍，就会发现：“不伤害”正被换成各种各样的同义词句，出现在大家面前。比如，一个叫奥斯卡·伦敦（OscarLondon）的医生写了本《尽可能少杀人》（KillasFewPeopleasPossible）。他在书中列出了作为好医生的57条规则，其中规则9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如果我们像区闻海医生在《白袍医烦恼》里举的例子那样，以“不伤害生命”做一个负责任的“扩充句式”，可能是这样的： 　　■不伤害生命。 　　■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怀着为病家谋幸福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只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每个医生生活在不同的道德层面。只有发自内心的自律，才能最终成就一个病人期望的好医生。也别忘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并非理想真空。比如，写《尽可能少杀人》的那位医生说，除了尽可能少杀人外，别忘了—“拥抱病人，雇个律师”！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