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 　　在读医科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收入颇丰，受人尊敬。 　　但这个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除了让医生和病人从情感上疏离之外，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汉语“胖子”近似，于是我们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他是名血液内科医生，教育背景上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在全美排名靠前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但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系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 　　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描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却中途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待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实验室科研。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的麻烦表情。 　　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道：“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求助法律。“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全美，甚至整个世界。事情发生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詹姆斯·沃森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詹姆斯·沃森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詹姆斯·沃森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杰西·盖尔辛格（Jesse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詹姆斯·沃森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酶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四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也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三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詹姆斯·沃森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的演讲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影子，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则渐行渐远。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难处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在眼下的美国，医生的职业路途充满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美元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工作OFFER。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 　　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一拨专门从事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名为“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我在美国出差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待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本就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而不是人，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对胖子这样优秀的医生来说，“琴”换成“基因”，这句话也同样无奈地成立。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形。他们苦笑着自嘲：现代医圣张孝骞的名言—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新时代有了新含义。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