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忙着“制造毒性新闻”时,别国记者在做什么呢?
《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在一篇关于苏丹红的文章中,询问了他们的驻外记者。结果他们发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苏丹红方面,欧洲媒体可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实欧洲这两年发生了好几起苏丹红事件,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但在这两年发生的几次苏丹红事件中,从未见过欧洲媒体添油加醋地使用“毒性强”一类的词汇。相反,媒体客观地告诉消费者,即使吃了苏丹红也不必恐慌,少量服用并无什么风险,并非所有的辣椒产品都有问题,同时如实报道国家发布的规定和通令。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后,总有人希望看到别的真相。苏丹红、丙毒、高露洁牙膏、特富龙、雀巢奶粉……在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新闻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公司的名字:麦当劳、肯德基、杜邦、雀巢……
如果把有毒的化学分子式和这些熟悉的公司名字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当然,对公司来说也可能是更悲惨的故事。但显然,我们喜欢这种刺激,我们也习惯被印刷机控制思想。
关于食品的报道,涉及的知识面还不算深,只要“有研究显示,含有××成分的食品容易致癌”(在动物试验中),基本就能成为一篇把读者吓一跳的文章。关于药物的报道,需要的专业知识就要深得多,但是,一些媒体不畏艰难,以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操作方法,志在首先取得话语的胜利。
这样的媒体,更多地是在营造一种说话气氛,只要利于交差,有新闻眼,只要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只要读者看完以后不是继续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基本上就完成了新闻的任务了。
至于这篇文章见之于世的影响,它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难以平息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这些我们读者一切自理。
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药物,几乎每一个问题试验面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有一个报道。这种报道有时候把不认识的英文专业单词直接略过,面对整个画面,只取鼻子或眼睛。
2004年一种叫做万络的止痛药,因多个试验发现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而自愿撤市,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三个月后,另外一种新型止痛药C的一项试验公布,很快这一结果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往往都是“服用新型止痛药,引发心梗”之类的句子。
那么一名医学专业人员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真相是,在同一时期,这种新型止痛药C有三项试验同时公布,其中一项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而另外两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项试验是什么呢?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问题的呢?前提是连续服用、长期服用、大剂量服用,而且是用于癌症的预防,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关节炎止痛。
万络和C作为新型止痛药,当初研发的背景,就是解决以前的老消炎止痛药胃肠道损伤的难题。在中国,C用于关节炎的治疗剂量是200~400mg。这项有问题的试验,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为了探索在新的治疗领域—癌症预防—的应用而设计的。将有潜在演变为癌症风险的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安慰剂,一组每天服400mg的C,一组每天服800mg的C。平均服用33个月,最长达5年,结果发现服800mg的发生心梗、中风、猝死的几率比安慰剂组明显增高,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在这个试验的报道上,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什么病人服用?怎么服用?结果有没有统计学差异(只有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我们才能说结果是真的增高或者减少)?这几个关键点,几乎很少有媒体涉及,但是对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来说,却是必须要了解的要素和细节。
不仅如此,同期公布的另外两项没有问题的试验,也很少有媒体问津。不知道是为了突出中心、强化效果而有意隐藏,还是试验信息太多超过了作者的处理能力和理解能力。因为这两项试验都没有显示C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确实,这两项试验是不受欢迎的“故事元素”,是淡化“造毒”传奇的“熵减”成分,如果把它们和符合“造毒”需要的那项试验放在一起,就会互相矛盾,难以下定论。而媒体需要的,是骇人的结论,甚至不惜自己制造骇人的结论,比如一家地方报纸,居然不明真相地标上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已禁止的毒药,中国继续销售》。
没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把详尽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对印刷品和电视机的权威性依旧膜拜。
当媒体把聚光灯都集中投射在这些新型止痛药物的身上时,以前那些老的止痛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没有做类似的试验,从而也就没有发现呢?事实上,后来不断有其他试验结果问世,在全面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美国药监局发出了公正声明,提示那些老的止痛药可能也有心血管风险。但在这样客观的故事里,媒体没有能发现抓人的戏剧性卖点,于是也失去了曝光的必要。
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带着心中搅起的惶恐,拿着报纸去找医生。而医生试图给他们解释,其实可能这一大类药物都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有的被媒体曝了光,而有的没有。
有时,病人会反问医生: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拿了药厂的好处?医生哑口无言,时刻绷紧的医患关系之弦让他不再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老药打发病人的提问。其实这药可能存在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暂时没有被发现,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被曝光,没有被演绎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带着潜在的、未知的危险的药物就这样被我们安然接受。在媒体的权威和医生的权威较量之中,媒体占了上风,而病人是否就是获益者,事情并非如表面上那么简单。
一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学家终于坐不住了,对这样的舆论氛围提出了抨击:如果说那些没有被曝光的药物就没有问题,如果说药物问世后,因为不做试验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推论会让所有的药厂明哲保身,将会断送医学的前途。结果将是可怕的:一门需要证据来不断证明、不断认识的科学—医学,将会没有人主动做试验,也将没有证据存在。最终毁灭的是医学发展的可能,受害的是病人。
让我们再来看看药物C的那个有问题的用于癌症预防的试验。在发现800mg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的同时,它预防癌症的疗效怎么样呢?初步结果是减少了35%的息肉复发。如果把这个结果完整地呈现给一位肿瘤学家,他会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都是权衡其风险和受益,只要对病人受益大于风险,就可以使用。比如癌症的化疗药物副作用那么多、那么强,但是对于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在生存期比较有限时,还是要用。为什么?因为病人的受益大于风险。
一位内科教授评价说,如果所有的药物都连续给病人服用33个月,而且是大剂量,也肯定会有事件发生,即使是维生素大量服用都会有副作用。关键取决于出于何种治疗需要给病人这么服用,如果有不良反应,相较于治疗效果,哪个分量更重。医生用药的学问就在这里。
但是,一些媒体在讲述“造毒”传奇时,却很少有人给病人普及最起码的判断知识。当病人向医生要答案时,当医生试图向病人解释受益大于风险时,病人将信将疑,以为医生得了什么额外的好处。结果,那些虽然也有风险但没有被曝光的药物,是医生和病人最妥协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一位比记者有着更多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医生会无奈地发现一个事实:在媒体和医生之间,病人似乎更愿意相信媒体。这也许是因为,病人认为大众媒体代表了某种公正和权威,而医生的公正和权威则一再受到病人的质疑。
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奇(Bill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Rosenstiel)曾经列出了九条新闻的要义,其中包括:第一责任是真相、对人们绝对忠诚、求证本质、对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态度、报道内容全面均衡。
今日媒体是否还能代表着公正客观?那些与健康和医药有关的新闻,是否只公正客观地反映了科学本身?如果仔细打量一下,我们会发现:健康、医学已超越科学本身,正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出现,现在可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分明已经首先体现在媒体的优先定位里。我们如果想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警惕一不小心被“娱乐”了。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主编伦纳德·小唐尼(LeonardDownieJr.)和罗伯特·凯泽(RobertG.Kaiser),在《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中,有一项出色的分析,提出了从新闻业看美国新价值观的腐蚀。
在这两位资深媒体人士看来,“在20世纪末,政府、政治、国外新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被犯罪、天气、健康、投资、娱乐所代替。这些新闻对每天过着平常生活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更有吸引力”。这两位作者认为对健康话题的关注,是可以“吸引和娱乐观众,并卖出广告,最终挣钱”的。
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当今的媒体渐渐走上以市场为导向的征途。这些扛着市场化大旗的媒体(实际上就是企图盈利的公司),更注重吸引眼球,短期获利。在这样的“腐蚀的新价值观”的驱使下,记者和编辑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娱乐和消费之类的新闻上。而健康正是其中一个可以牟利的话题!
与健康有关的是非,就像明星离婚一样,是人们读下来印象深刻的事件。如果这场与健康有关的是非,碰巧背后又牵连着一个跨国公司,那么财经加健康,是双料开花的绝佳卖点。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造毒”运动,对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断章取义的报道,其实跟美国的电视、报纸过分夸大犯罪消息如出一辙。食物致癌和明星离婚一样,话题不必过新、不必有趣,也不必有深度,只要有悲剧感、有强烈的情绪刺激就行。
再也没有人去提吸烟了,其实吸烟引起癌症的相关性和几率要大得多,也没有人去提腌制食品了,其所含亚硝酸盐成分引发食道癌的高风险已经经过河南林县人群的证实。没有人给这些风险因素正确、客观地排序,然后正确、客观地呈现给我们。
在企图娱乐大众、哗众取宠的媒体世界里,更受欢迎的是抓人的故事情节、悲剧感和戏剧效果,冷静和平淡,似乎永远都靠后站。
新闻业遭遇了健康问题,我们的判断力也遭遇了健康问题。在我们阅读、观看这些真假难辨,搀和着医学、财经、娱乐等各种因素的故事时,我们的大脑不幸变成了媒体思想的跑马场。恐慌普遍产生,它是衰弱的自己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现实时产生的不安全感。
在面对炮制健康是非的媒体时,生活在粗砺环境里的我们,怎么去锻造自己的判断力,维护自己的判断力?
当这些报道前后矛盾地、彼此关联地出现在报纸、杂志、网站上时,资讯的发达和便捷提供给我们过多的难以消化的信息量。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处处是健康陷阱?
我们需要多少渊博的知识才能将正确的而不是有毒的食物、化妆品买回家消受?我们又怎么能预知买回家的啤酒里含有过量甲醛?我们怎么能相信当初全国妇孺皆知的菠菜里含铁量高的报道,原来只是因为科学家把小数点往后挪了一位?
在爱尔兰的一个网站里,在谈论苏丹红的文章下面,一个名叫杰克的厨师说起了当年对味精的误解以及吸烟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家显然对苏丹红反应过激,而吸烟的问题其实要大得多。一个一天一包烟的烟民,在逛超市时小心谨慎,不买任何红得鲜亮的食物,不买西红柿,回家做饭不用不粘锅,听起来多少有点可笑!
这位厨师认为,苏丹红似乎引起了过分的恐慌,就像关于味精的是是非非一样。有段时间风传味精致癌,其实味精只有在高温烹调时才会产生焦谷氨酸钠,而这种焦谷氨酸钠究竟怎么致癌,如何对人体产生影响,其实也还在研究阶段。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现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似乎取代了是非颇多的味精,但其实在鸡精、鱼露、鲜极酱油中,也含有谷氨酸钠。事实上,谷氨酸广泛地存在于各种天然食物中,葡萄、番茄等水果及蔬菜中都有。
全世界的人每天都从各种天然食物中摄取一定的谷氨酸,其中欧美人从天然食物中摄取的谷氨酸数量远多于中国人,因此中国人饮食中谷氨酸的摄入量应比西方人少得多,但是中餐却被认为是放味精最多的菜。有少数人可能会对味精敏感,吃完后,会有头疼、心悸、疲倦等神经和血管刺激性的反应,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餐厅症候群(Chineserestaurantsyndrome)。
其实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对人体并无影响,只是在高温后会产生一种叫焦谷氨酸钠的成分。于100℃加热半小时,仅有0.3%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纳,加热1小时才有0.6%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钠。如果要避免这种影响,只要在菜煮好熄火后再加味精就可以了。
这位厨师在帖子里说,为什么我们对苏丹红、味精的致癌作用这么敏感,但对烟草却熟视无睹呢?
至于生吃西红柿等同于抽烟的说法,更显得荒唐可笑。有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番茄含有尼古丁,生吃番茄等于抽烟,会致癌”。而根据农业学家的解释,番茄虽然含有尼古丁,但含量极低,每千克番茄仅含尼古丁2~7微克,随着番茄果实的逐渐成熟,其尼古丁含量还会急剧下降。吃1000公斤的鲜番茄也只相当于抽1支烟的尼古丁含量。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些真假难辨的资料,其中有的作者其实连起码的医学、生物背景都不具备,他们对专业名词似懂非懂,对关键词汇的解读更是值得推敲。有些报道不准确,有时出于娱乐你我的需要,还会夸大事实。相信它们的公正和权威,而质疑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多少让人感到讽刺和无奈。
在面对这种粗砺的环境时,对于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了解整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情节。如果一条新闻对你的健康非常重要,你特别关注,你需要的是找回自己原生的判断力,而不是轻易被网络、印刷机、电视机所控制。起码,我们在无法判断的时候,还会有怀疑的能力,只有不断质疑,不断获取全面、客观的信息,你才可能更快地接近真相!
其实在当今,我们可以得到信息的渠道不仅仅是大众媒体,特别是与健康有关的食物问题和药品问题,许多生产这些产品的公司都会设有800免费咨询热线。你也许不必相信他们所有的说法,但起码你能知道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有些信息,是在媒体制造一篇新闻时,会作为多余成分删除。
比如,关于生吃番茄是不是等同于抽烟的问题,上海设有一个叫做“农科热线”的电话,起码从那里,我们能听到更专业、更详细的解释。
除了热线电话,我们还可以在一些与医学和健康有关的网站上看到专家的咨询活动。比如,专家做客聊天室,或者专家BBS论坛。
如果你真的关心某种食品或者药品的安全问题,不要只满足于读大众报纸,看大众电视。让自己设法从专业媒体、从多个角度了解全貌,我们才能够对抗某些媒体的随意或者是有意的“曝料”。最起码,给我们自己的判断力一个交代。
这么说起来,似乎活着真有点累,为自己的健康打算要付出这么多的辛劳,不免有些悲壮,但现实就是如此。
化学课不是上完大学就可以扔掉的,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有关,我们可以让自己掌握几个基本的概念。比如,如何判断一种化学成分是否致癌,如何说明一种药物引起副作用的风险真正增高,如何了解一个医生给病人选择用药的原则—受益大于风险。在食品安全和毒理学上有个经典概念,就是“剂量决定毒性”。具体的剂量可理解为:一是剂量大小,即有毒物质含量的高低;二是食用或接触有毒物质时间的长短。只有在一定的危害浓度或含量下,持续摄取或接触一定时间,才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真正产生损害。真正的危害是超越了“度”后产生的,而存在有害的可能,并不等于已经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那些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在面对健康的是非新闻时,总是牢记拨开云雾看本质,而不是在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
其实这些零散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我们个人的健康来说,只是局部的细节问题。在文明生活中,潜在着更大的关于食品的不安全,那就是发生着深刻变化的饮食结构。
有专家把50%的美国人肥胖归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和饮食营养结构也分不开。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多年前,就提出“我们应以食物为药,饮食是你首选的医疗方式”。现在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中,膳食营养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高达13%,仅次于遗传因素的15%。渐渐西化的饮食结构,正成为中青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高发的一大诱因。在上海,20~40岁的中青年中,糖尿病高危人群达7.1%,是10年前的5倍。而移民美国20年的华人患大肠癌的危险,比浙江居民高出3~5倍。
如果我们仅仅注意到生活里有没有苏丹红,而经常对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甘之如饴,餐桌上很少有蔬菜出现,那么我们的整体健康计划,仍旧是一盘败相已露的乱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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