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1，其他是0 　　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已近深夜，出站还要坐摆渡车。车里空调不灵，行李凌乱地放在地上。对面是两个中年男人，他们在谈论一个人。 　　“他干活太玩命了，成天都在工作。学术文章一年发十几篇。”中年人A鼻梁上架着眼镜，单肩背一只写着“2004年全国××年会”的书包，对B说。 　　B看着没那么科研味，脸上挂着听书人常有的惊讶表情，应和道：“是吗？据说博士毕业没几年，就被评成十大优秀青年？” 　　A说：“确实有这事。但他后来玩命干，据说血压也高了，视网膜也脱落了，很惨！” 　　A又着重说：“很惨！”B啧啧，表示惋惜。 　　有好几位同事都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曾在公司叱咤风云后来又单干创业的人，能力很强，属于天生的指挥作战的人才，放在几百名销售大军中立刻能显山露水。给我讲故事的都评论这人的勤奋能干，给我讲故事的也不忘描述，突然有一天他被诊断患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给我讲故事的还不忘描绘其时他的生活背景—40出头，家庭美满，自己单干的生意如日中天。 　　但肺癌的降临，似乎就足以消解他从前的奋斗和风光。给我讲故事的都这么说：“是的，他确实很能干。那又怎么样呢？结果很惨。”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在两种时候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健康的重要：一种是在达到了物质、名利这些所谓“身外之物”的胜利时，我们希望自己还拥有健康；另一种时候可能就是混得一无所有，这时，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还有健康—也就是说，起码保有了一。 　　人为什么会在这两种时候停下来，打量一眼“健康”？大家似乎都有个相同的前提，我们活着首先就是为了能把生命活成正数。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大家在评论一个起先有所作为后来得了重病的人时，总是把疾病和他之前的拼命联系起来，大家都在感叹“很惨”。 　　疾病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透支的含义，成了减法。这些被疾病消解的人，数字一下子回到了零，甚至负数。疾病不管是暂时还是永远，都属于“不值”、“很惨”。从字面上看，“玩命”或者“拼命”用在这些人身上，似乎再确切不过了。 　　据说，鲁迅曾戏谑“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算是雅事。梁实秋一语道破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态，评价说：“其实天下雅事尽多，唯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如加上‘吐半口血’，那就不怎样可羡了，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白菜！” 　　为什么“有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梁实秋的答案是：病是生理变态，由活人变成死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当他评价“因为病是变态，所以病是丑的”时，疾病已经具有了寓意。 　　2004年，一位叫苏珊·桑塔格的女人的逝世，让我们更加关注一本叫做《疾病的隐喻》的书。作者身份复杂，人称美国前卫女作家、新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当然，她还有一重身份是乳腺癌患者，最后她也是死于乳腺癌复发。 　　在患上癌症之后，她亲身经历了许多疾病的隐喻，这些促使她萌生揭露这些隐喻的想法。“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作为一位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结核病、曾经的癌症以及现在的艾滋病，揭示社会及人们赋予这些疾病之外的意义。她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战争，将这些隐喻揭示、批评、细究和终结。她有个响亮的口号，一如她照片里总是坚定而革命的表情—“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事实上，能追随她的脚步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早晚难逃“疾病”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是每个人必须普遍面对的现实。人们如何多点自尊、多点自由地面对它？如何用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面对它？如何锻造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病人？疾病对于人隐藏的含义，似乎在生活里已经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每个人生活的场景中。它常常被我们看成是对疾病之前“那个人”的一种价值否定，或者顷刻间，疾病给人生做了个减法，让这些价值失去了意义。因为“那个人”没能保住健康，也就是没能保住一，其余的零在数学意义上都成了一堆废物。然后一阵唏嘘。 　　疾病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判断成了数字势利眼，不重过程，只重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篇有趣的小说，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某一天开始，他的腹股沟（也就是大腿根部）长了个肿块。肿块越来越大，酸、胀、疼。他挂号去看了普通外科。医生看完之后，在他的门诊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诊断。这位病人拿到手一看，五雷轰顶。从字迹看，医生的诊断是“癌”。 　　走出医院大门，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因为在他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他心灰意冷，守着自己的秘密，以临终的心态去看身边的世界，对事待人……直到他鼓起勇气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告诉他，那个字不是“癌”，是“疝”。而疝，用医学的话说，不过是体内组织经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孔道或薄弱之处，向身体表面长出的突出物。 　　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针砭时弊，我们平时抱怨最多的，莫过于医生的手迹龙飞凤舞，似乎根本不想让人看懂。不过，日渐风行的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终有一天会消灭龙飞凤舞。除此之外，可能作者更想借医生的龙飞凤舞造成的误会，让一个小人物承受着面对疾病时的心理折磨、心理转变和瞬间的重生。 　　主人公的大腿根部长了个包，他起先希望这个肿块是场误会，过几天它最好自行萎缩、消失。但是这肿块开始让他岔着腿走路，走路时觉得坠胀难受，腰都直不起来，他就不再心存侥幸了，不能无视肿块的存在。更让他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长越大。在不得不承认肿块的存在时，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它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基本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哪天突然出现的肿块的共同心理，只是，在小说里，借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急转直下的故事情节和中年男人开了个玩笑。 　　《韩非子》中描述的讳疾忌医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第一次，扁鹊看到蔡桓公，说：“您有病，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脸色一沉：“瞎说，我没病！” 　　第二次，扁鹊再见蔡桓公，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齐桓公置若罔闻。 　　第三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齐桓公仍旧不理。 　　第四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这回他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齐桓公觉得奇怪，派人把扁鹊追回，扁鹊说：“病在皮肤，可用热敷。病至血脉，可用针灸。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病达骨髓，无计可施。” 　　不久，蔡桓公果然浑身不适，病入膏肓。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 　　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