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地坐以待毙 　　在面对疾病时，有一些人给我们展现了如何“采用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是像贝多芬一样强硬，人们把这叫做“肉体的勇气”；有的尊严地选择自己面对死亡的科学方式，人们把这叫做“智力的勇气”。蓝斯·阿姆斯特朗在面对睾丸癌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意志的顽强”。 　　自己去选择，而非别人教你怎么去选择，暗示你怎么去选择，这是一个智慧的病人。即使是坐以待毙，也是自己选择的坐以待毙。 　　和疾病作斗争这件事，在英国著名播音员约翰·戴蒙德看来，并非人人都要做抗癌勇士，他写的书《因为胆小鬼也会得癌症》，也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这位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播音员，是伦敦传媒界的大腕。他曾是《伦敦时代》的专栏作家，话题无所不涉：旅游、雪茄、车、传真机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一瓶好威士忌在男人生活里有多重要……直到有一天，他在专栏里写到，他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在直面疾病的时候，有一种肉体的顽强，那是在和一种特别凶恶的癌症进行英勇搏斗时，表现出来的坚忍勇气。而戴蒙德否认他自己拥有这种勇气。 　　在书中，他没把自己描述成那种勇敢的英雄人物，但也绝非一个倒霉蛋、“可怜的我”。在书中，他坦白了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不太正面的细节，比如他在宴会上用自己的病作为武器，他经常暴发愤怒，同时又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书中的字里行间还贯穿着他尖锐的思维。比如，大家习惯的抗癌模式化思维是，似乎只有“在癌症中求生存才是唯一正确之选”，而那些死了的人，只是没有尽自己所能去努力而已，对此他做出了尖刻的批评。 　　“我很蔑视许多人给癌症强加的战争比喻。我的憎恶、我的反感，其实与和平主义没什么关系，而是憎恶它背后的道德意义：只有那些和癌症英勇斗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或者说，理应生存下来，而那些不能和癌症英勇斗争的，则活该失败。” 　　在他47岁死于癌症时，甚至有一些人评价说：“他没有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在面对死亡时也不够勇敢。”“在得了癌症之后，他没有积极地治疗，所以死于癌症。”在传统的意义上，在我们大家赋予对抗癌症的战争意义上，他不是一个“抗癌勇士”，他没去参加这场和疾病的战争。但是，他一直坚持着一种“智力的勇气”。在读过他临终前还在写作的书《万灵油和其他成见》之后，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就像书的序言里介绍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勇气，而约翰·戴蒙德毫无疑问是最具有这种勇气的人之一。这就是智力的勇气：坚守你的智力原则的勇气，甚至是在濒临死亡，强烈地被廉价的安慰所诱惑、似乎就要背弃的时候”。 　　约翰·戴蒙德给人们展现的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让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智力原则，选择自己面对疾病的态度。面对疾病，做回自己。他没有怒斥光明的消逝，没有怒斥凶险的癌症，没有怒斥残酷的命运。他只是在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 　　对于约翰·戴蒙德来说，他要揭穿这样一种貌似安慰的可怕炮弹：“当西医几乎要失败，甚至可能要放弃我们的时候，‘另类’奇迹治疗正以非理性的安慰面貌出现。” 　　就像他在书里写的，这种以“轶事”或者“神奇个例”出现的另类医学治疗的安慰，正如以下的例子：“你试过鱿鱼软骨吗？当然，医院的医生瞧不起它，我的姑妈两年前被肿瘤学家诊断只能活6个月，但是靠鱿鱼软骨她活到今天（啊，是的，既然你问到了，她同时也接受放疗）。还有一个奇妙的信仰疗法医生，他通过把脚放在病人身上来治疗（注：把手按在人身上以治疗疾病，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效果很神奇。显然，这完全是一个把你的整体（或者叫做全息？）能量调整到有机（是叫有机吗？）宇宙振动的自然频率的问题。你不会损失什么，你最好试试它，一个疗程500英镑。听上去好像不少，但是当你生命垂危的时候又要花多少钱？” 　　约翰·戴蒙德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对于那些病急乱投医、迫切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病人来说，当病理学家宣读了他的咒语，当病人听到了X光、CT扫描和活组织检查的神谕，希望变得非常渺茫的时候，当医生两手一摊双肩一耸时，以上这些神奇的传说就开始盛行了，而它们多半是乘虚而入的骗局。 　　病人越绝望，它们骗到的人就越多。许多最不诚实疗法的推动者，是被“想帮助别人”这种最诚实的愿望激励的。他们固执地缠着那些重病患者，他们冒昧而急切地拿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药丸和药剂，这种行为表现出的真诚，掩盖了他们所推销的骗子对金钱的贪婪。他们说着：“试试吧，说不定有效呢！” 　　约翰·戴蒙德在患上癌症之后，听到了大量这种善意的奇迹疗法的建议，这些非理性的医学迷信，或者叫安慰，几乎淹没了他。 　　而这个以坚守自己的判断力为原则的人，自己用智慧去检查这些主张，寻找支持它们的证据，但没找到。不仅如此，他更看到了它们所唤起的虚假希望，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意义—他至死都抱着这种诚实和清晰的洞察力，去捍卫真正的医学。 　　也许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至死都要捍卫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实证？因为他希望能保卫医学，与它的伪劣对手作斗争。这些伪劣对手唯一的武器就是被人们传来传去的“医学轶事”和“医学奇迹”。尽管他很清楚，虽然医学作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要死去。他坚持的是一种“智力的勇气。” 　　约翰·戴蒙德不希望自己以一个类似于抗癌战士的英雄人物出现，但作为一个凡人，他还是描述了疾病给他的感悟：在割去大部分舌头、味蕾也被破坏之后，有天他坐在车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他自己在一年前录制的节目。眼前的他和一年前那个在声波中传扬的他，已经判若两人。广播里健康的他，那时根本不知道没有损伤的声音是多大的恩惠，那时他品尝美食也不用停下来想它们美妙的味道，那时他言辞犀利得像刀一样，那时他认为妻子、孩子、朋友就是应该有的，熟视无睹—一句话，就是虽然那时的他健康，但是不知道他真切地活着。而当他患上喉癌后，感慨道：“只有当你了解了生命的脆弱之后，你才能更深刻地感激一天又一天的生存是多么神奇和美妙。” 　　身为老师的桑德森（F.W.Sanderson）曾对他的学生说：“人为了成长和幸福，而用安全和幸福去冒险。”这种“安全、幸福”是我们原先对温暖而舒适的生活的一厢情愿。 　　疾病就是这一厢情愿中的一次冒险。在冒险中，人失去了原先令人舒服的错觉，对不朽的信仰再也不能让他得到安慰，他要面对自己、面对身体、面对医生、面对疾病、面对生死、面对环境……在冒险中，得到了“成长和幸福”。在面对疾病时，他开始真正面对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存在是暂时的，而面对眼前的处境则使存在变得更加珍贵。 　　威廉·黑兹利特临终前说：“好吧，我有过快乐的一生。”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 目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