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感热病是“关乎死生之大病”①，虽然张仲景著有《伤寒论》治疗外感病，为后世医
家所推崇和效法，但缪氏认为，《伤寒论}一书流传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而随着历史的
发展，不仅时气变异、方土有殊，而且人的体质亦有差异，古方不能套用以治今病。
他说：
“伤寒者，大病也，时者，圣人所不能违者也，以关乎死生之大病，而药不从时，顾不殆
哉。
”“其药则有时而可改，非违仲景也，实师其意，变而通之，以从时也，如是则法不终穷
矣。
”①意思是说，伤寒是一个关系生命的大病，而四时的变化也是不可违背的规律，因此治
疗伤寒用药要不违背其时令特点，虽然方药不一定均与仲景方药一致，但只要依据仲景之
意，其《伤寒论》之法不终穷矣。
充分体现了缪氏师古不泥古，在继承前人理论与经验基础
上又有发挥与创新的观点。
1，邪气侵入途径和外感伤寒性质 对于伤寒病的邪气侵犯途经，缪氏认为并非由皮毛
侵入人体，而提出其与瘟疫之邪均从口鼻而人。
认为口鼻为肺胃之门户，伤寒温疫之邪均从
口鼻而入。
他说：“手阳明经属大肠，与肺为表里，同开窍于鼻；足阳明经属胃，与脾为表
里，同开窍于口。
凡邪气之人，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者居多。
”①缪氏认为伤寒与温病二者
均属外感热病范围，而于临床上以阳明病证多见，其原因就在于手足阳明通于口鼻的缘故。
而阳明经又不同于其他之经，缪氏根据《内经》和《伤寒论》之旨，提出“阳明多气多血，
津液所聚而荫养百脉，故阳明以津液为本”。
主张治疗以护津液为要。
在外感伤寒的性质上，缪氏认为外感伤寒六经中，以热证居多，不只三阳多为热证，而
且由三阳转入三阴者，“虽云阴分，病属于热”①。
由于六经热证易于伤津耗液，继而伤阳，
故缪氏又提出“治热病先防亡阴，继防亡阳”O，“寒邪直入阴经，此必元气素虚之人，或在
极北高寒之地”①，始有阴寒之证。
缪氏之观点，与金元刘完素“六经传授，皆是热证”的
观点有相同之处，但又不放弃张仲景三阴有寒有热之说，独树一帜，颇有见地。
； 2．伤寒六经治法 仲景《伤寒论》对六经治法虽有详细论述，但缪氏根据个人的经验，
结合当时的气宜，灵活变化，熔伤寒瘟疫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治疗特点与风格。
对于太阳病的治疗，《伤寒论》主张用麻黄汤、桂枝汤，缪氏则主张用羌活汤，药用羌
活、前胡、甘草、葛根、生姜、枣、杏仁。
其认为该方“治太阳病，发汗以解表邪”。
并在
加减法中提出：“秋深冬月，可量加紫苏、葱白；如冬月严寒，加麻黄一钱、生姜四片，得
汗勿再服。
”羌活汤一方，虽为解表之方，其治疗太阳病未脱离仲景确立的法则，但具体用
药避开了麻黄、桂枝，而重用羌活，是因为“江南楚越闽百粤鬼方梁州之域，从无刚劲之
风，多有湿热为患”，而羌活正是祛风除湿之要药，故用以为君，而麻黄以散寒之力胜，但
过于温热，不适宜南方，故避而不用，这充分体现了用药因地制宜的法则。
若冬季严寒，寒
邪偏盛，又可酌加麻黄，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至于羌活汤中加葛根，是因为缪氏认为伤寒
瘟疫阳明病证多见，故治太阳病时要兼顾阳明。
若病人自觉烦躁，喜就清凉·，不喜就热，兼
有口渴，是即欲传人阳明，羌活汤中宜加入石膏、知母、麦冬，既顾太阳之表，又清热生津
以护阳明之里，得汗而解。
缪氏认为阳明病最为多见，因此阐发最多。
对阳明经、腑之证，缪氏十分重视阳明经
证，他根据个人体会，认为“其证不大便，自汗，潮热，口渴，咽干，鼻干，呕或干呕，目眴眴不得眠，畏人声，畏木声，畏火，不恶寒反恶热，或先恶寒不久旋发热，甚则谵语，狂
乱，循衣摸床，脉洪大而长”，治疗主张以大剂竹叶石膏汤以解其在经之表邪，表证已罢，
则宜调胃承气汤或小承气汤攻下其里。
缪氏对大承气汤的应用十分慎重，而且提出“勿大其
剂，若大便不硬者，慎勿攻下”①。
缪氏对石膏的应用十分大胆，他认为石膏辛能走外以解
肌肉，寒能沉降而清肺胃之热，具有两解表里之功。
另外，佐知母、麦冬、竹叶等，共同协
调，清热以生津，加入粳米、人参、甘草，兼顾胃气，成为阳明里证的组方原则。
缪氏这些
看法，对后世温病学家有不少启迪。
；
至于少阳之治，缪氏遵仲景之法以小柴胡汤和解，但对三限合病，其脉大，上关上，但
欲睡眠，目合则汗，主张药用百合、麦冬、炙甘草、知母、竹叶、瓜蒌根、鳖甲、白芍之
类，别出于白虎汤之外，另立新方，养阴生津之力更为突出，发展了《伤寒论》之治法。
对于三阴证的认识，缪氏强调由传经而来者属热证，直中而来者属寒证，前者宜清热通
下和里，后者宜温补以接其阳，使阳回寒退，但主张要以平补之剂以调之，不宜过用桂附，
以防其毒。
3．春温夏热病治法 缪氏认为，由于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春温者，大都头痛发热，或渴
或不渴，三阳证俱如此。
治疗用辛温，佐以辛寒，以解表邪，太阳宜羌活汤，阳明宜白虎
汤，无汗不呕用葛根汤，少阳往来寒热时当用小柴胡汤和解之法．渴者去半夏，加瓜蒌根；
耳聋热盛者，去人参，加麦冬、知母、瓜蒌根，渴亦加之。
至夏变为热病，其表证大致与春
温同，但热邪比温邪更甚，解表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有太阳证加羌活，有少阳证加柴
胡、黄芩，如发斑加玄参、栀子，牛蒡子，连翘、大青叶、青黛等，大剂与之。
二证又兼有
大便秘，宜下之，邪结中焦大便硬，用小承气汤或调胃承气汤下之，见少腹坚硬，始用大承
气汤下之。
4．外感热病的辨治特点
(1)重视阳明，善用清法：缪氏认为，外感热病以阳明或兼阳明证者居多，故应重视阳
明辨治。
仲景将阳明病分为经证与腑证，缪氏十分重视阳明经病，常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
方治之，并提出阳明解表用白虎汤的观点，石膏有解表清里之功，颇有见地。
对于太阳、少
阳之病，如兼口渴、脉实者，缪氏亦主张合清法以治之；至于暑病，缪氏认为“白虎汤是其
本方”o。
疟疾见阳明热重者，亦用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加减。
白虎汤原为阳明经清热之方，
既往多用于表证已除后，而缪氏则认为有表证亦可应用，为后世石膏之应用有很大启发。
(2)保护津液，慎用汗下：在外感热病的治疗中，缪氏十分重视津液的保护，尤其在阳
明病治疗时，更注意津液的维护，故其用药时，既慎用温燥劫阴之晶，又慎用苦寒之品。
盖
苦寒之品苦燥伤阴，苦寒又易败胃，使津亏难复。
对于汗下之法，亦十分慎重使用，因为汗
则津泄，下则津脱，非适应证不可轻投，他说：“近代医师卤莽，既不明伤寒治法，又不识
杂病类伤寒，往往妄投汗下之药，以致虚人之气，变证丛生，元气本虚之人，未有不因之而
毙者矣。
戒之哉!汗下之药，焉可尝试也。
”①因此对太阳表证，缪氏以羌活代麻、桂，取其
轻剂，以防津伤。
于下法，缪氏采用前人试探之法，先用小承汤汤，病不解时才用大承气
汤，勿大其剂。
并提出：“若大便不硬者，慎勿轻下。
”①热病之后，津伤便燥，无水行舟者，
缪氏多用甘蔗汁、梨汁、麦冬等品，为后世增液通便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