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时代远去了，治病时代到来了 　　小何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天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最近小何换了个好上司，她身上也找不到先前“过度换气综合征”的踪影了。心情不错的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 　　她去了医院，医院的导医台先是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医生告诉她：“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我无奈点头：“是，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没见现在是严格分工的时代？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医生就不可以也是这样一颗流水线上的螺丝钉？” 　　这么说，多少有些无奈和不甘，但医生真的有沦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的那一天。 　　几天前，朋友打电话问我：“你有没有看高血压或是神经科的熟人？”他说他母亲多年的高血压，最近经常耳鸣、头疼，几年前还做过肠道肿瘤的手术。他担心母亲脑子里有肿瘤。 　　我问他之前看过哪些医生，他说去过北京有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但那些医生又不是熟人，不怎么用心，也不认真听我们讲病情，我都不能肯定他们听进去了没有。一边看病一边开药，我们病情还没说完，药已经开完了，开的药跟以前也差不多”。 　　我知道了，他至少想找一位认真听他们说话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能不能把各个科的医生都聚在一起，给他母亲看看，多出点钱也行。我很肯定地粉碎了他的想法：在门诊几乎不可能，必须得一个科一个科地转着看，只能采用排除法。他无可奈何地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我托人给一位熟识的高血压专家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位朋友他妈去看您门诊，麻烦关照。关键是您要仔细听她描述病情，关心她，多问几句。”据说看完后，带走的是一张药名相同的处方，但朋友心情不错，说要问的全给解释了。 　　我们来看看医学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样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能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人们也已经感觉到医生的相应反应—渐归冷漠。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两个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的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即使是华佗、白求恩再生，在科技高速发展、分工精密的当代行医，估计他们也很难成为人人称颂的榜样。 　　前面提到的乔治·萨顿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科学带来的“人情味的枯萎消亡”。这样的枯萎和消亡，背后的原因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人人歌颂的“科学发展”。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台装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技术工人一样。 　　这情景和四个世纪前“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说的一样：人类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这台机器的机能均可以用物理力学加以解释。身为数学家更甚于哲学家的他，因自己的“机器故障”着凉而病倒，在54岁时死于肺炎，出殡时寥寥几位友人来送葬。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有那么多精确的检查仪器和定量的指标，医生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出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中完成的。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医生与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调料。 　　就像在《再造“病人”》一书中描述的：在西医经过床边医学、医院医学到实验室医学的演变之后，对疾病的关注，相应地从病人自己感觉的症状，变为医生经各种仪器检测得到各种数据。即使是一位满怀爱心的医生，专业训练也迫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除去“人”以外的检查、数据和试验报告上。病人自己感觉到的症状，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向医生表达的主诉，不再是治病的重要依据，而医生日渐变得专门化的术语，更是完全脱离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人诞生了：他对自己的病情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忍耐。 　　就这样，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而我们显然完全沉浸在神奇科学的狂欢中，将另一层面的世界遗忘了。在技术突破的同时，科学打破、剪断了原先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连绵、浓重的情感关系。 　　虽然乔治·萨顿早就警告过，“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我们依旧看到医学发展沿着“科学至上”的轨迹一路向前，沿路扔掉的是—人文关怀。它也不曾真正去寻求那些其他不同的力量—宗教或者是道德力量的帮助。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人们开始利用X射线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我们去骨科、呼吸科看病，多半会被派去拍这样的X光片。我们是如此熟悉这种X光片，在电影《孔雀》里，导演顾长卫让“爸爸”拿出这样一张X光片，折起来，开“姐姐”房间锁着的门。 　　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CT发明者开始想办法，把电子计算机和X射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医院里，出现了一种外形精美的新式机器—CT扫描仪。这样的机器有着做工精美的控制台，启动工作后显示屏上会显现出病人检查部位的图像。医生可以从CT机里随时调出每一层的X线照片，照片上的图像与检查时显示屏上的一模一样……一个有肺部肿块的病人，先被一张CT检查单派遣去做这样的检查，然后等取到那一袋图像时，再折回来和医生对话。 　　可以这么说，现在没有一个医生面对怀疑患有肺癌的病人，不先让他去照CT。因为医生们几乎离不开这些看上去精确、客观的检查了。不仅仅是器械检查，还有各式各样的实验室检查，但这些检查散发着某种“冰冷的物质气息”，它在第一时间就下了手，削弱了医生和病人的交流，割断了他们之间人情味的气场。 　　1953年4月25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美国科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Watson）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的文章，他们给大家描绘了一种既具有生物学意义，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双螺旋结构。生物遗传分子DNA“美丽的双螺旋结构”，让这两位年轻人手捧诺贝尔奖杯。如今，这一双螺旋结构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名远扬而深入人心。 　　DNA的双螺旋结构被公认为20世纪生物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揭开了我们身体中最本质的奥秘，是这一发现让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此深入到DNA水平。 　　我去美国的时候，已是DNA双螺旋理论诞生40多年后，像每一个在美国做医学基础研究的人一样，我所做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成天围绕DNA打转。这样的DNA对话氛围，甚至被国内新东方“签证泰斗”徐小平巧妙地运用在签证实战案例中：一位国内学生物的博士要去美国做基础研究，但英语口语极差，徐老师给他支的招是告诉签证官—我去美国是和DNA对话，而不是和人对话，而以我的教育背景和实验技能，和DNA对话起来如鱼得水。 　　有天傍晚，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混了多年的同事告诉我，晚上在费城图书馆有双螺旋结构发明者之一的詹姆斯·沃森的讲座，问我去不去。作为一个不知不觉间已和DNA产生瓜葛的研究人员，我很想去“瞻仰”一下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奇怪的是，在看到这位DNA双螺旋画家的第一眼，我激动了片刻，但随即便陷入了对眼前所从事的研究的质疑之中。 　　眼前这样一种以和DNA对话为荣、而非与人对话的大环境，正在暴露我们纠缠于细节的毛病—我们在细节上针针线线地斟酌，整个画面对我们来说不再重要，或者说，这画面信息量过于庞大，难以全盘掌握。 　　而现代医学最得意的莫过于无限开放式的发展，永远都在累积，永远没有收口。因为认识层面的不断深入，可供研究的细节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越来越纠缠于局部，而忘了基础医学研究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一个人”。疾病似乎和病人分开了。医生们变得更热衷于追寻疾病背后的生物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细节层面的原因。比如一个感染的病人是什么微生物在捣乱，一个癌症患者的肿瘤细胞在显微镜下长什么模样，他的基因组在哪里发生了错误。在追究生物学病因的过程中，那个感染了微生物的病人，似乎反倒没有病因那么重要；那个基因发生变化的癌症病人，似乎也没有变异的基因来得重要。 　　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被这些挡在中间的东西给分割了。 　　医生就这样“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氛围让他们越来越自负地认为，只要解决了技术上出错的原因，也就是病因，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医生开始更多地治病而不是治人，疾病背后那个特定的病人，反倒不再重要。在医生眼里，病人就是医生职业机器上可以彼此互换的齿轮。尽管有的医生医术高超，但也只看到病人身上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漠视或者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是发生在谁身上。 　　像以下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门诊，绝对稀松平常：一个男病人去泌尿外科看病，医生直奔主题—“脱下你的裤子，让我看看你的生殖器”。摆在他面前的病人，只是盛着一堆毛病需要他治病的容器而已。 　　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了规模的医院的门诊，仅仅看内科，你就会发现有心血管、呼吸、肾脏、消化、感染、内分泌、风湿免疫……诸多门类的科别。这样细密的分类在一百年前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但范围却日益缩小”。因为一个“腰疼”，我们要转遍妇科、肾科、泌尿外科、骨科，面对四位不同训练背景、不同主张的医生，只是因为每位医生只关心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系统。一个病人，如果身上有不同系统的毛病，像朋友的妈妈，既有高血压，又有消化道肿瘤病史，她去看病时就只能逐科轮转，无奈地“采用排除法”。我们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那个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的时代了，医学在情感上失去了往日对人的专注。 　　在《展望21世纪》这部被译成21种文字的对话集中，两位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的对话，其中也谈到了医学： 　　科学对一切事物客观地审视，摈弃感情，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因此，用科学的眼光看自然界，自然就成了与自己割裂的客观存在。同样，当科学之光照在人的生命上时，人的生命就成了与医生割断精神交流的客体。医学在本质上需要理性指导的冷静透彻的科学思维方法，但同时，不，更重要的是需要温暖的人情。 　　这两位大师一位是汤因比博士，英国历史学家，另一位是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活动家。池田大作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和不同背景的人对话，比如金庸、基辛格、威尔逊、罗古诺夫、贝恰……希望能多少改变一下整个人类的宿命。 　　医学似乎在人文的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