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行赋予的神性

被强行赋予的神性
《格林童话》温暖亲切，贴近人心，适合一家人围着火炉朗读。其中有一则童话这么写，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医生能欺骗死亡：医生会把病人的床头掉转方向，这样，死亡会违背意愿站到病人的头上方，不再纠缠病人。对应的中国故事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淮南子》一书中写一个叫神农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只知道怎么对付打猎时划下的伤口，什么植物吞下去能顿时神清气爽。有很多疾病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来得毫无缘由、气势汹汹，充满了隐秘和未知。这时的人们慌了手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疾病，只能认定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袭击了人体。这时，巫医站出来说，他有超人的能力，能借用神的力量，把魔鬼从病人身上赶出去。于是，病人落到了这些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医手里。　　但这些巫医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教士渐渐承担了一部分治病的任务。这些教士们，被认为是联系神和人的使者，他们既管老百姓的精神救赎，也管治病。只是多半他们问的是病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教病人怎么祈祷，还给病人喝神水之类的东西，教病人怎么向神灵赔罪。在教士那里，治病和精神救赎难分你我。　　1983年，刘易斯·托马斯（Lewis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书中说的就是医学这门科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病但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　　而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活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叶……这些医疗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它们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预后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就会发现，是人们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呼唤着医生这个职业的出现。因为无法解释疾病的产生，因为人的无知、势单力薄，因为疾病事关生命，所以理所当然地，人们会想到神。是神因为我们的罪过在惩罚我们吗？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猖狂地袭击了我们的身体吗？这些问题，只有神才能解决。而神是不亲自到人间挨家探访的，但他能派来使者。医生就是这降临人间的白衣天使，可以替神出面解决人间的疾病问题。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美好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促使当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在眼前这个时代仍旧存在。对某些疾病的一无所知、无法掌控，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现在，仍旧一个没少。虽然这期间，医学的进步使人类由最初的原始人死于年轻力壮，到现在的人口变得老龄化，但仍旧有许多无法解决的健康难题拦在我们面前，使得我们这条生命之路并非坦途，总是看上去磕磕绊绊。而作为人，与生俱来地祈求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害怕，对未来的无法预知感到恐惧，更对想象中可能导致的生命终结感到绝望。这个时候，我们寄予期望的、有可能给我们最大帮助的就是医生。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其实还是像原始人一样，期待着医生身上的神性焕发，期待他们站出来说能把病魔驱除出门，或者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们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人们坚定地认为，医生应该是这样的。　　有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都是关于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ofGOD），20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小说，叫《学做上帝》(LearningtoPlay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最后说的都是，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希望医生就是神，是千百年来把自己定位为弱者的病人的习惯。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有着一堆组合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上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就这样，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叫做“医生”的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赢得健康的任务。　　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所有这些，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在2005年的一次外科医生会议上，时届九十高龄的中国外科开创者裘法祖从口袋里掏出《左传》，念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解释说，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指做事，立言指做学问。他呼吁医生首先应是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好人。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病人当做自己亲人一样对待，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如果你尽了努力，病也治不好的话，病人会原谅你，医患关系就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　　在医生圈子里，裘法祖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除了精湛医术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年轻时留学德国，在那里当上了外科医生，在大学校园里遇上了日后的德国夫人。后来两人一同回到中国，成就了裘法祖赞道的“全世界最美满的婚姻”。他在中国开创了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迈出了器官移植第一步。他的裘氏刀法已成传奇，像极了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精、准、稳、狠。小李飞刀“出手一刀，例不虚发”，而裘法祖如果要划破两张纸，下面的第三张纸一定完好无损。但是，就像小李飞刀吸引读者的不仅是技术活，背后还有一股侠义精神。古龙说，小李飞刀是种象征，是“侠”的道义象征，是“武”的意志和力量的象征。裘氏刀法的精髓也不仅仅在于他的技术活，还离不开它背后的精神。这位外科巨匠，不像现在外科医生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开小刀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住在50平米陋室里的裘法祖老两口，时常听点古典音乐怡情养性。他总结一生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而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六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医生这一职业里的神性，需要生存在丰饶的土壤里，才不至于是一场空期待。　　这土壤的一部分是理想主义。有了那么点理想主义，医生才有脱离具体的庸俗的可能。但仅有理想主义显然还不够，还有一部分来自善良，也有人叫它人道主义。有了那么点善良，医生才有通向高尚的可能。但就像我们身在这个时代所看到的一样，这土壤并不是万年永存，甚至不是百年永存，可能十年中，土壤的成分就会发生变化。　　有两位美国社会学家要悲观得多。他们写了篇叫做《医学院里理想主义的命题》的文章，想把关于理想主义的问题讨论个究竟。他们这么说：“当人们放弃了理想主义奋斗之后，玩世不恭的人那种听天由命的情绪就开始抬头，最后占了上风。”这两位美国教授在医学生中进行过调查，结果是什么呢？—“理想主义”的医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而“玩世不恭者”一年比一年多。　　他们详细地描写了医学生被社会化的过程。出于学者的天性，两位社会学家试图追究这背后的原因。医生职业中的神性假想力量是有限的，在现实工作中，医学生们常常感觉到人们质疑他们的职业态度，于是，“医学院中充满理想的年轻学生，成了一个蛮横、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医生。理想，在面对职业实践的现实时破灭了，这种玩世不恭是在理想破灭后的反应中形成的”。　　美国有一份调查对毕业后的医学生生活进行了近十年的追踪，结果发现：美国的医学生毕业后进入真正的工作中，十个里面有六个说他们在医学院时过于理想化，对医生的真实生活毫无思想准备，眼前的生活根本不是他们当初想象中的生活。　　这种落差具体说来有这么几种：医生生活质量差，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没有自主权，老被舆论媒体当做焦点……这些落差无一不体现着医生在现实生活里的苦恼，在中国也一样。有着强大精神力量，并能坚守理想主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的理想主义火苗就是在这些强大现实中一点一点被扑灭的。　　《希氏内科学》是本大厚书，全世界内科医生几乎人手一本。它的序言起篇就是：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它的道德性质更类似于宗教的传教士。　　但这群被叫做“医生”的人活在21世纪，他们中的多数，并不能够把这份赖以谋生的职业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更少有人能像传教士那样坚守信仰。他们不是生活在道德的真空里，也并非仅仅生活在几寸厚的《希氏内科学》里。他们更多的，像每个普通人一样，首先面对的是生存。在一部叫做《且听风吟》的小说里，村上春树除了杜撰了一个叫哈特费尔德的美国作家外，有一段这么写道：“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艺。” 　　我倒不是想说，所谓医学也是这么一种玩艺。但在眼前这个社会，可以想象的是，如果能绕开物质烦恼，医生这个职业更容易接近神性。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没有物质烦恼，谁会愿意为收一个几千块的红包坏了名声，谁会为几块钱一盒的回扣拼命开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医生是生来就想变坏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在年轻时，曾怀着救死扶伤的理想跨进医学院，只可惜后来在无奈的“社会化”过程中，一步步妥协变卦。　　2005年，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汪丁丁也提到了医生收入问题，他给医疗改革定下的紧急之务是—将医生收入市场化。而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医师协会倡议全国的医生去学习《医师宣言》，其中涉及了三项基本原则和十条职业责任，是欧美几大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写成的，并于2002年首次发表在欧美权威医学杂志上。不同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是，它是新时代的宣言，希望能建立医师在新的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准则，把医生和病人、医院和社会的混乱关系理清。只是这样的学习，仍旧没能回答剩下的许多问题，它也仍需建立在高度自律的基础上才能有效。　　有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医生，在30多岁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中国做医生的选择，他不无感慨地这么对我说：“某种程度上，物质的贫乏放大了我们人性中劣根的一面。美国医生不能说都清白，但在物质到达一定基础后，他们重名誉超过金钱。现在对公务员不也提倡高薪养廉吗？中国的医生，即便是特别正规的七年、八年制毕业的，也比印度医生、东南亚医生穷多了。一届毕业的同学，在40岁之前，绝对是进公司的比当医生的挣得多。按照社会的价值体系，这些医生的价值怎么能够得到体现呢？我当时在国内就担心，自己即使想洁身自好，恐怕日后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要是每个医生一个上午可以慢条斯理地看十来个病人，那么在病人看来，这个医生即便医术平庸，也因为可以握着病人的手，朝病人友善地微笑，变得可亲、神圣了起来。要说中国和美国医生的道德基因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我还真不相信。但制度的不健全、不科学最后却都集中在医生身上，一并展现给了病人和舆论。” 　　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医生这个职业是否就能最终成就神性了呢？不巧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其中总有那么一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在现代，生活在中国，我们并非是最背运的病人，面对着一群最糟糕的医生。　　在18世纪，人们讽刺那些医术很烂的医生为“看护尸体的家伙”。　　19世纪，法国有个姓杜米埃的画家，一生以漫画作为战斗武器，医生自然也不放过。他锐利搞笑的画笔下，有自我感觉良好的医学教授，有敲诈病人钱财的黑心医生，有四处招摇撞骗的江湖大夫……他的漫画中最典型的医生形象是：看上去皮笑肉不笑，表面友好但内心冷漠。　　20世纪一幅德国的漫画里说：“医学是为一等病人服务的，而三等病人是为医学服务的。” 　　甚至“红包”一说，也由来已久。在一些关于中医的书中这么记载：中医出诊要轿子去请，医生来家中开出处方后一般要酒饭招待，还要自觉给一红包。钱不拘多少，家境好的多给，差的少给。　　关于医生带着浓重商业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则有：“打盐水一针，收大洋十元。” 　　…… 　　几乎在每一个时代，总有“江湖医生”、“庸医”的说法，现在我们还经常用这些词来讽刺那些混迹在医生队伍里的“伪劣产品”。　　因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神性的期待，在遇到不符合期望的现实时，人们产生了更强烈的怀疑和愤怒。出于对生命顽强的眷恋、对疾病的恐惧，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逞口舌之欢，发泄一回特别的失望。所以这些年，对医生的刻薄话前所未有地多，也前所未有地狠。这么多年来，像白求恩、南丁格尔这样的榜样仍未过时，时不时被拿来激励着后生。榜样的存在，也说明了同类的稀少。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其实从来就有，也并非到今天才愈演愈烈。在一个道德基因渐渐被稀释，其他诱惑纷拥而上的时代，我们对道德的幻想，能寄托的可能只有医生这个职业了。可惜，他们从来就不是上帝，也不是传教士，他们也演不好和我们美好期待相对应的那份艰难的对手戏。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