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手术刀气质 　　几位20世纪80年代的协和医学生曾经组了个乐队，名字叫做“手术刀”。他们的“手术刀”音乐，冷静、深刻，形象地表现了医生骨子里流淌的“冷漠”气质。 　　冷静和深刻，可能正是医学生生活给每个医生打下的烙印。但也就是这种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总难与人们期望的温暖、亲和力同时出现，在同一时间呈现给病人。 　　解剖课是开头第一步。最简单的，从对人体的模糊认识到确切分解，每个医学生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别人永远无法经历的。解剖课的本质不仅在于积累解剖知识，更多的是赋予医学生一种“手术刀”的气质。这种气质让他们开始直视现实，直视身体的美与丑，直视那些巧夺天工的构造以及身体处处可见的恼人细节。当医学生拿着手术割下的标本一路小跑送到病理实验室，那些刚从活人身上切下的部分被福尔马林浸泡，然后经过纯粹技术的处理，成了一张张压在薄薄玻璃板之间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它们是一张张图，而且这些图并不美好，因为它们告诉人们的是，这具血肉之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时的医学生，开始知道如何从混沌的血肉之躯快速抵达“本质”。但是请注意，这本质，对于医生来说，是一堆包含着“问题”的本质，而他终日面对的就是这些来自身体的“问题”。 　　曾经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生的契诃夫，有人这样评论他的作品，像一把“笑与泪之间的刀子”。肖斯塔科维奇如此回忆契诃夫：“我贪婪地阅读契诃夫的著作，因为我知道一定能从中找到一些关于起始和终了的重要思想。”在他眼里，“契诃夫对生命的终了的看法很明智。他认为，‘所谓永生’也就是生命在死后的任何方式的存在完全是胡说，因为这是迷信。他说我们必须想得明白些、大胆些”。但这种明白、这种大胆，是否就是人们喜欢的明白和大胆呢？ 　　比如，高尔基就很不喜欢契诃夫。高尔基说读他小说的时候，“人就会感到自己是在晚秋的一个忧郁的日子里，空气是明净的，裸的树，狭的房屋，灰色的人们的轮廓是尖锐的”。 　　在接受医学训练的年轻日子里，医学生生活就像一次去未知地区的旅行，你不能预知前面会看到什么景象。医学生在旅行过程中，不期闯入视野的那些景象是不愉悦的，是和疾病相关的，是和死亡联系的。它们撞击着你，挑战着你的感受极限，折腾着你的习惯思维。 　　在上学时，每个医学生都会被逼着去面对“起始”和“终了”这两个问题：新生命以各种方式诞生，曾经存在的生命以各种方式终结，还有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从死亡线上被医学拯救回来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2004年，林兆华重新导演契诃夫的《樱桃园》时，再现了契诃夫这位医生作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人在永恒的变化面前的无奈。人们说，契诃夫似乎有意地使我们在感情上无法同任何一个剧中人接近，因为他对每个人物都怀有一种戏谑—一种绝非恶意的嘲讽，一种悲悯的戏谑。虽然最终还是源自冷静的爱，但这种医学教育留下的独特“手术刀”气质，事实上可能并不招人喜欢。 　　除此之外，经年的医生生活，接触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病人故事，往往让医生阅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为了不让这样的故事总是对自己造成情感上的冲击，他会不得已和病人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出于情感的自我保护，他会把自己安置在相对安全的情感地带。这可能是“手术刀”气质的另一道寒光。 　　一名哈佛医学生在名叫MURMUR的哈佛学生报上，写下了自己的困惑：《急诊室的故事》中，一个单身妈妈出了车祸，她的小儿子受了伤，之后她开始酗酒。孩子的父亲意欲夺回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单身妈妈逃出了医院，用酒精浑身上下浇透，在车里点了火。等她被带回急诊室时，皮肤大面积烧伤，高达90%的面积！单身妈妈临终时对一个医学生说出了送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我爱你。 　　作者不禁问自己，要是日后自己在临床工作中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作何反应？ 　　这位哈佛医学生回忆，自己在几个星期前，听一个病人讲她儿时被强暴的悲惨历史，这段历史直接导致了病人日后的成瘾性疾病。在听病人讲述病史时，作者强忍着自己的眼泪，不停地告诉自己：“同理心是医生必须具备的，自打进医学院第一天起老师就这么说，要做一个体贴的、有同情心的医生。我们要学着去尊重病人，对病人循循善诱，对坏消息回以同情。” 　　但作者又说：“我有时想做的正相反—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他的故事不会太打动我，不会从情绪上压倒我。”这位哈佛医学生的困惑是：作为医生不应该从情感上放弃病人，或者当病人需要他的温情时临阵逃脱。但是，医生怎么面对那些遭受过严重生理和心理创伤的病人？医生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反应，保护自己不致受影响？ 　　“在我目前所接受的教育里，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去解决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这种问题，我只能自己去找一些看似无情的方法。我可能不再追问病人过去的创伤历史，而是面对病人的那些问题赋予更多的理性，这时病人不再对我情感上造成威胁冲击，而仅仅是说明X和Y之间关系的一件事而已。”这位医学生写道。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困惑和问题。曾经有一项对临床医生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在那些类似临终关怀这样紧迫的、有压力的情境下长期工作，医生们保护自己的办法只有—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病人的生存希望比较渺茫时，这些医生会变得情感疏离，很少让自己动感情，他们更多地就事论事，谈论一些和疾病相关的科学层面的问题、护理时的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情绪反应……这些看似无情的方法，只是为了不让眼前的悲剧对自己的情感造成过度的威胁和冲击。 　　看一场戏，如果认真地看、投入地看，心理还能承受；如果连续看、成年累月地看，起码心理上会疲惫不堪。于是我们有时走神，有时漠然。 　　但如果医生是观众的话，他面对的却是一个以生死为主题、悲剧居多的舞台，而作为演员的病人，每个人的身份独立而特别，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脆弱、敏感、忧心忡忡，渴求着温暖感情的回应。一个温情的医生，每天要做至少8小时的观众，然后知道中间如何适度地配戏，以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以每个普通人的经历，这样的悲情戏，一个月一次还算深刻，天天经历，可能就会渐渐麻木了。 　　医生为什么做不了合格的温情使者？并不是道德沦丧四个字这么简单。作为患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我们上台的那一刻，他是全神贯注的，满腔人道主义的，配合戏分的，如此这般，我们作为患病的悲剧角色才能得到些许的回应。 　　为什么心理医生的同理心能做得比临床医生出色？一个真正的心理医生一个星期顶多看10个病人—充分的感情交流、不停的同理心体验，然后他们的专业训练还教会他们如何校正自己的心态回到正常，以避免患上心理障碍。 　　而一个内心过于敏感、细腻的人，并不适合做医生。据说达尔文在医学院学习时，麻醉药还没有问世，病人做手术是拿绳子五花大绑在手术台上，一刀割下去，手术室里发出阵阵嚎叫。内心细腻敏感的达尔文，无法忍受眼前的痛苦场景，逃出手术室，再也没回头，后来他投身到生物界。 　　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本能保护，医生可能被迫采取的退路是站得远一点—距离上远一点，感情疏离一点，像端详一架机器那样打量眼前出错的身体。但这时，不舒服的是病人：“我在生命的舞台上上演的是悲伤的戏，你居然无动于衷？”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