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

我们是否身处最糟糕的医疗环境
在英文里，看病说成是看医生。但现在，看病已经不仅仅是看医生这么简单。英国作家艾萨克·沃尔顿（IzaakWalton）在他的名作《垂钓大全》里说：“看看你的身体，如果你还拥有健康，那么谢谢上帝！”这位作家生活在17世纪，那时大家的信仰是，健康是上帝的恩赐，是金钱所买不来的祝福。但在今天，我们对自己是否健康和长寿可不这么看。在“看病”这件事上，除了医生和病人在起着作用，背后还存在着更强大的力量。这一力量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甚至决定着生死。这就是医疗体制。　　在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花了20年时间，有结论是“基本不成功”。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否面对着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环境？　　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光，暴露出了监管制度中的漏洞，但是不是现在的发生率就比以前高了呢？　　我们身处的环境是不是越来越糟，像有人说的那样，随着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被异化，朝着非自然的状态前进？但其实，事件可能并未增多，只是信息越来越透明，报道越来越频繁，而以前，可能是大家并不知道或很少关注。　　在苏丹红事件中，能迅速清查出这么多问题食品，某种意义上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苏丹红在食物中的含量毕竟很低，需要有灵敏的检测方法。大约在10年前，大部分地方可能都不具备检测痕量物质的技术手段，而现在能在1000克的辣椒酱里检测出0.6毫克的苏丹红，所以，能更容易也更快地发现问题。再看看食品合格率的一组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产品和食品合格率为60%~70%；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80%左右；而进入21世纪，农产品和食品的合格率提高到了90%以上。　　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没有变得更糟，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医疗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在2005年夏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份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9成参加调查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不满意。　　关于医疗体制的问题，在美国，人们一样怨言满天飞。就像在《纽约时报》上有人评论的那样，现在美国人谈论医疗体制的，远比谈社会保障的多得多！一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教授对现状也很看不惯：　　100多年来，医院的传统是要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来，可是最近几年情况已经变了，许多医院要病人在手术当天才住院。并不是有什么研究报告证实这样对病人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用时，不是根据病人住院多久、花了多少治疗成本，而是根据病人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付固定的费用，所以病人的住院时间越短、成本越低，医院就可以赚越多的钱。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地删减医学院的预算，造成附设医院经费不足，房舍看起来荒凉破败，连地毯都用不起……而现在经费没有着落，病房必须自立更生，这里不再是诊断和教学的中心，目前只收当天接受手术的病人住院。我怀疑现在还有谁愿意照顾那些很难确定诊断的病人了。　　我们所生存的医疗环境，简单说来有法律、医疗制度、保险。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会明确地规定政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医护执业者、保险机构以及患者的权利和义务。医疗制度更是我们一生中所必须面对的环境。而目前这环境，可能是粗砺的，可能在蜕变、在转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可能会比眼前变得更好，但永远不可能完美。我们并非这地球上身处最糟糕医疗环境的人群，不单是我们在抱怨眼前的医疗体制，全世界人民都在抱怨他们国家的医疗体制。　　如今改革后的情况，是不是就比没改之前更糟糕？还是伴随着变革，问题全部尖锐地暴露了出来？　　问题之一，看病贵，体现在药价贵、检查贵、治疗贵。即使小小的感冒去看门诊，也要大治一通。每片只有两分多钱的阿斯匹林几乎进不了医院药剂科，但医生开处方10片装6元多的“巴米尔”，成分就是阿斯匹林。抗生素高价滥用，更是触目惊心。　　药价高一方面是厂家在推销时用各种方法来培养所谓的“大处方医生”。医生常常无视病人需要，而选择开价格高的药物。除了开高价药，“大处方医生”所开的数量也是竭尽所能，可能看一次病会给病人开一个月的药。听一位眼科老专家讲过一件事，一位外企白领因为眼睛干涩，去看这位眼科专家。她把在另外一家医院开的药一一排在桌上，专家一看，大大小小共五种：一种国产的，两种美国的，两种日本的。“显然是医生为了平衡各个厂家之间的关系而平均处方。”老专家解读说。为了看眼睛，这位白领女性在那家医院前后四个月花费了近一万元，结果眼睛不仅干涩而且红肿，原来的症状不仅没好反而变得更糟糕。老专家感慨万千：其实根本没必要用这些药，五种药交替使用，还会有意想不到的药物相互作用。结果他只给病人开了一瓶价值6元的2%硼酸水。病人将信将疑地回去了，过了一个星期，给专家打电话说眼睛已经完全康复。　　药价高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过中间流通环节一、二、三级批发的层层盘剥，加上给医生的回扣，给医药代表的提成，一盒药从出厂到开给病人，中间的流通环节、交易主体过多，而且流通渠道混乱、零散。　　另外，在中国，药品定价授权给企业，很多企业的药品成本失真，价格失真。呼唤了多年的医药分离，试图切断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及医生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关系，但到目前仍未能真正改变以药养医。　　除了用药之外，检查、治疗的项目和价格同样不透明。有时医生为了提成，会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而手术之前如果不送红包，病人自己反而觉得心虚没把握。　　医疗体制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看病难，反映的是没有公平性，缺少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低廉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在我国，病人分公费医疗者、医保人员、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自费患者。处于低收入层的人，由于没有医疗保障，自保程度就必须提高。这其中就存在着一个悖论—他既然是低收入层，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自己买保险。当他们需要看病时，面临的问题是去什么医院，能不能承担费用。这批中低收入的群体，在现在的医疗体制中处于弱势，成为数次医疗改革的盲区，结果造成了“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　　关于医疗公平性，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排名中，中国全世界倒数第四。在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与这种公平性差对应的是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在一些大医院，先进医疗设备的配置远远超过需求，而在农村的医疗机构，可能许多年都没有能力去更新仪器设备。目前中国的县级卫生机构中，只有三分之一正常运转，三分之一在瓦解边缘，剩下的三分之一已经垮台。而大多数城市里的公立医院却存在着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　　曾经问过一些医生对看病难的看法，他们认为，简单地说看病难并不确切，其实是局部看病难。大医院著名的专家门诊人山人海，而其他医院呢，可能是门可罗雀。但是不是所有涌到大医院门诊的病人，都需要找著名专家看病呢？其实有一些问题普通基层医生就能解决。但在这中间，缺少的是一种有序的转诊制度，也就是国外比较通行的家庭医生负责将病人转给专家的这种连通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抱怨中国看病难时，那些从美国回来的病人反而大赞国内看病容易。因为在美国如果要看专家，需要家庭医生的转诊，但有时一些家庭医生偏不给转。到了中国，这些病人只需直接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就看上了专家。　　有人把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原因归为过于“市场化”，也有的归为“伪市场化”。事实上真正的医疗“市场化”只在中国少数地方出现过，把公立医院出售给私人，变成民营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院，目前90%的医疗服务提供者依然还是政府国有。可以说，在中国并没有实行真正的医疗市场化，而是一种介于其间的四不像局面。那些公立医疗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服务差，是“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　　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市场化应该是像美国那样规范竞争、面向市场。在美国有公立综合医院、大学附属综合医院、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共医院、私人诊所……多种体制并存。药店、药房独立经营，不附属于医院。面向低收入的、没有参加医疗保险的医院，门诊诊疗项目免费，只有药费自付。　　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在欧美发达国家中最高，但你可能想不到，美国医疗体制的总体表现和公平度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而分析导致美国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公平性差的原因，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是—美国医疗的过分市场化。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