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否面对着全世界最糟糕的医疗环境?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有许多人在比较世界各国的医疗政策、医疗体系和最后体现出来的效果,结果发现,各国政府都在为如何集资、管理、组织医疗而费心费神、绞尽脑汁。虽然各国医疗体制各不相同,但全世界几乎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医疗费用上涨,社会人口构成变化,医疗技术进步,消费者期望值与日俱增。这是全球医疗世界发展共同面临的困境。
一个叫做艾伦·吉勒斯(AlanGilles)的美国人写了本《是什么成就一个好的医疗体制》,试图让人们知道大家能从不错的医疗体系里学到什么。但结果发现,每个国家的医疗体系都不可能完美,都有大大小小的病症,最后无非都是在社会价值(比如广泛性、公平性)和驱动因素(财政体系、强制管理)之间平衡。一个希望公平、广覆盖的医疗体系,可能牺牲的是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而一个能提供快捷、高端医疗服务的体制,可能以缺乏公平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美国的医疗体制在世界上是比较特别的类型,它更多地依靠市场化,摆脱了福利国家那种财政负担过重的困境,又保证了一定的社会公平。它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制定法律以规范医疗体制。但在美国,也有人在抱怨过分市场化带来的危机。据说,在讨论中国医改要不要走美国路时,哈佛大学一位叫做萧庆伦的教授从美国飞到中国,专程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进谏:“中国千万不能走美国的路,美国医疗业的商业化太严重了,普通美国人苦不堪言。”
美国医疗体制的市场化体现在以私立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政府所起的作用是,提供部分医疗保障机制和资金,以公立形式为老年、病残、穷困或失业人口提供医疗保障,另外政府也以立法和管理的形式,去规范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
在美国,医疗体制的组成有三部分:老年保健医疗制度(Medicare)、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以及其他的私人保险。
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是为所有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保险,来源是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及部分社会集资。
医疗补助制度主要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险,来源为联邦政府、各州政府预算。这种制度覆盖了自保能力低下的人群—老人、残疾人和易发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社会底层,而这个人群对医疗资源,尤其是初级医疗保健的需求很大,占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医疗资源,永远处在病人有余、医生不足的状态,产生了美国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在美国的医疗保健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其自由的市场经济色彩。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依靠的是私人医疗保险。这其中包括团险—公司为员工集体购买的保险,参加家庭保险,或是直接购买个人保险。市场化的运营减少了国家的包袱,但是也面临着难题。
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医疗总支出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这些上涨费用最多的部分来自于使用日新月异的医疗手段。“科技在进步,但仍需要交钱,才能用上先进科技。”比如,最近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开始给那些心脏病患者提供心脏植入性器械,上涨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类似的高新技术。在美国,那些排名靠前的大公司,有60%的CEO会愁眉苦脸地抱怨,他们的苦恼是给员工买团险。比如在著名的通用公司,每生产一辆汽车,就得付出1500美元的员工医疗费用!而在参加私人保险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人对高端技术、高端设备情有独钟,这些也加重了医疗保险的支出,造成医疗费用的上涨。
私人保险因为有对薪金、职业等的要求,把一部分人关在了门外。兼职人员或是小公司职员,有时很难享受公司团体医疗保险,但收入又难以支持高价的私人保险,于是成为无保险人群。当他们发生健康问题时,大多数还需要依靠政府才能负担费用,这也加重了政府的医疗负担。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有4300万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障。
因为市场化为主导,美国强调私立医院的发展,对公立的公益性医院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了医疗总支出的增长速度很快,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美国的医疗花费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2%,而加拿大为8.4%,瑞典为9.1%,日本为6.8%,英国为6.2%。但美国用于公共卫生的支出只占总支出的3%。
在强调医疗产业的市场化后,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受到影响,医疗卫生机构为了追求利润,一味加大新药研制和针对疑难杂症研究的投资,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需求。
“美国医疗是不错”这句话的前提是—“如果你足够有钱”。如果足够有钱,你还可以在各种高端技术、新型药物中随意选择。
做一个美国病人,要不足够富裕,要不被一个有不错的医疗计划的公司雇佣,让那些苦恼的CEO替你掏钱,但起码有一点好,在看病时,不需要像英国病人那样付出漫长的等待。
英国走的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医疗模式,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在英国,全民享受医疗保险,医疗社会化。在那里曾经有我们想象中的近乎共产主义的美好:政府管理着医生和医院,为全体英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几乎免费。
英国自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虽然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保健,但资源毕竟有限,直接导致的问题是—病人必须漫长地等待!你可能想象不到,大约有100万英国病人正在等待,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是4个月。5万名患者要等一年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入院。在选择治疗手段时,也不尽能享受到那些高科技医疗手段。在终于入院之后,患者也许还要继续排队等待,以得到家庭护理或私人护理的服务,有3000名老年患者等了至少28天才能得到治疗。
除此之外,英国的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需要巨额医疗投入,也给政府带来了财政压力,使其陷入窘迫境地。在大包大揽的公有制之下,满足了公平性和广泛性,但是对人们的医疗需要不能有效控制,医疗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再加上缺乏激励机制,英国医生的积极性远远比不上美国医生,因为没有激励,英国医生提供的服务质量并不能让病人满意。这样发展下去的趋势是保障范围越来越小,保障程度越来越低。英国也被迫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加拿大病人对国家卫生制度曾经一致支持,但如今这种支持也发生了动摇。因为他们也面临着相应的弊病—效率低下。所有的加拿大人都享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但与美国人相比,看一次病等待的时间却要长得多。从病人踏进了初级保健医生的办公室那一刻,真正的等待便开始了。加拿大病人如果要转诊到专家治疗,常常需要等上两个星期或者更长,而在美国只需要几天。
等候医疗、延迟拿药……并非只是英国病人、加拿大病人要面对的。法国人必须个人负担大量的医药费,日本的手术率仅为欧洲和加拿大的1/3。
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隐痛。面对这些伤口,只能竭尽全力在社会价值和驱动因素之间,试图取得平衡。
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最后无奈地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可能拥有最私立化、最有竞争性的医疗体制,但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最费钱、结果也最糟糕的医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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