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在医疗新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的模式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知情的病人和医生一起共同作决定，共同选择治疗方案。可惜的是，虽然病人权利运动开始如火如荼，我们和医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渐渐要求平等，但只要仔细审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要求的仅仅只是结果的平等，却不寻求过程的主动参与。　　在这种关系建立的最初，我们甘心以“弱者”自居，病人甚至对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了解，就和疾病、医生发生了联系。这时，又怎么去做一个有尊严、有自由的病人—一个聪明的病人呢？　　在进医院去看医生的初始，我们内心里极其希望把自己交给一个能掌控全局的医生。医生手持先进器械，脑装各种门类的检查和疾病知识，是权威的“家长”，我们却满怀无助、诚惶诚恐，精神上那么弱小，对自己出错的身体一无所知。　　这一刻，其实是谈不上平等的。医生处于控制的角色，起先是在技术上，后来也在心理上；我们作为病人处于屈从的角色，起先是在对疾病和身体的了解上，后来也在心理上。　　不同的是，当你对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一无所知时，把所有的责任尽数交给一位专业人士，由他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轻松的选择。但是一旦有一天，你发现，你全心信任的医生并没有让你保有健康，那么，所有的希望顷刻间就破灭了。病人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承诺—健康的承诺，而医生就必须去实现这个诺言。如果不实现，只能法庭见。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关系，就会发现病人将责任尽数交出，看似轻松，其实偷懒而且被动。病人似乎是被动地被疾病袭击，于是也被动地等待医生（或者医生背后站着的医学）的处置发落。病人甘心以“弱势”自居，很少主动、积极地意识到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甚至连和自己密切相关的身体都不甚了解。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自己心理的关爱，弥补医生把你看成一台机器的缺憾，努力和医生一起平等对话……这些其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聪明病人要求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从头至尾的平等，是需要自己也投入努力的平等。　　我们总在要求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那么，反过来也一样，最好的病人其实是和医生一起作战的。　　我们先来看看身体里的一些防御机制。这些防御机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切地了解过它们的意义，而它们，确实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当它们出现时，因为对身体的不了解，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医生。　　事实上，并不是我们一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去找医生的。现在的大多数医生已经被培养成无药不欢，看见你发热，给你一盒退烧药，“先吃两片阿斯匹林，再来找我”；看见你疼痛难忍，给你一堆止痛片，其实对你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时，你需要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为自己的身体做点决定。在我们尽己所能了解了身体之后，我们过分依赖医生的关系，才开始有了松绑的可能。　　比如发烧，当我们感染了病菌之后，有时体温会升高，这是身体调节的结果。体内中枢有一个叫做体温调定点的机制，如果这个点增高，体温就会上调，一直到符合体温调定点为止。这时的发热是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是身体对抗病菌感染的防御机制，但我们大多喜欢在发热时用退烧药，因为我们觉得发热就是生病。　　罗森邦医生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里如此描述他看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发烧的病人。　　最近我一直回想起多年前和祖母的那次对话。我去告诉她被医学系录取的好消息时，她只说：“医生很了不起─在你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听了很生气，本来以为她会很高兴，以我为荣，没料到是这种反应。　　过了几年，我开始行医时，对祖母的话有了灵光乍现的了解。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发烧的男性，我出诊到他家看病。在那以前，我还不曾直接向病人收过钱。看诊完他问我：“费用多少？”我很不好意思回答这种问题，所以很快地说：“10块钱。”却惊讶地发现，他好像很满意，付了钱还向我道谢。那时我心想：“这个行业太奇怪了，我竟然靠别人的不幸来赚钱。”当时我告诉他得了流行性感冒，其实我并不是很有把握，而且我心里有数，即使他不找我看诊，也多半会自己痊愈。　　在20世纪之初，一个叫焦内格的奥地利医生就已经认识到了有时候发热也有效用。这位长马脸有时候留着八字胡的严谨科学家，有个在别人看来古怪的想法—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诱发病人发热来治疗精神疾病。在同事和朋友的眼里，他保守、冷酷、喜欢独处，但也因勤奋、正直而深受尊敬。他起初试过用结核菌素来引起发热治疗精神疾病，在1917年，他开始用接种疟疾使病人发热，结果证明对麻痹性痴呆治疗有效。当年这种病的自然缓解率不到1%，但用了他的这种发热疗法，竟可以达到30%的缓解率。这使得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　　柏杨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一位医生朋友：“柏杨先生有一位医生朋友，一向过往甚密，可惜他有两项严重的缺点，使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与日俱减。一是他很吝啬给病人吃药。现在流行性的手段是，病人一进大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针葡萄糖加维他命B，或是一针退烧针—假设病人似乎有点发烧的话—而该医生朋友总是寻求病因，妄图根治，既劝病人少打针，又劝病人少吃药。于是乎，有口皆碑，怨声载道。” 　　柏杨的口气是他惯用的反讽，事实上像这位医生朋友这样，能在病人发烧时劝病人少打针、少吃药的人在现在已经濒临绝种，所以在病人看来他反而有着“严重的缺点”，病人“怨声载道”。我们去看病时，总希望医生能开点药，不希望空手而归，仿佛不带走一张药方就亏了。但如果我们知道有些低度的发热，是自己身体的防御机制时，也就不会滥服退烧药。有时候，发热确实能使得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变得活跃，更有利于杀灭侵入人体内的细菌与病毒。　　让我们再来说说疼痛。很不幸，有“表现主义之父”之称的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他的大作《呐喊》被偷了，其价格据说可以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抗衡。在《呐喊》中，一个人捂耳痛苦呐喊，画面让人感到冲击，坐立不安。在医生介绍疼痛的治疗时，这幅画常被引用来形容疼痛的折磨。确实，对于疼痛患者来说，画中扭曲的面部表情用来形容“忍无可忍”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在《身体的意义》一书里，作者试图向大众介绍人体自愈和防御的能力。他所举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问题：疼痛，特别是急性疼痛，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恶，它其实是身体正在遭受损害的信号。有时候，没有了疼痛的保护，我们可能被伤害而不自知。　　一位在麻风病患者收容所里工作的医生试图打开一道被卡住的门，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时一位12岁的麻风病小男孩看到了。令医生惊奇的是，这个男孩毫不费劲地打开了门。对一个健康的医生来说，很难转动的那把钥匙却没能难倒一个麻风病小孩。　　但是，当门打开以后，医生才注意到，男孩的手被钥匙割破了正在流血。麻风病毒攻击并侵袭了神经末梢，使人丧失了疼痛的感觉，因此当小男孩转动钥匙时并没有任何疼痛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以一种健康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打开了门。　　麻风患者经常会失去手指和脚趾，这种后果间接地起因于他们疼痛感觉的丧失。有些麻风病患者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手指，原因竟是当老鼠咬他们的手指时毫无知觉，他们失去了疼痛的保护。　　不过在我们眼中，疼痛似乎首先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敌人。还在加班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抱怨眼前看似狼狈不堪的生活：“都加班到9点了，好不容易才写完了报告，回完了E-mail，我老公刚才还打电话说他胃疼得厉害，我只好赶紧让他吞了片止痛药。”我没顾得上安慰她，而是首先告诉她：“不要让他吃止痛药。可能半夜他在那儿美美地睡着，可病情发展万一胃穿孔了都浑然不知。” 　　“飞蛾扑火”如果不是用来描述意志决绝之类的引申意义的话，这飞蛾肯定是一只失去痛觉保护的飞蛾。我们平时把手伸向火苗，只要放在火苗上一两秒，手就会本能地缩回来，这其实就是疼痛带来的保护。“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的牙痛，其实能防止我们对有病的那侧牙齿施加压力，避免愈合延迟，防止感染扩散。　　那些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幸运的，但有时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因为没有疼痛不适的感觉，每一个行动都得不到来自身体的信号指示。据说，这些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就死去了。崔健唱的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从医学的意义上用来形容这些不能感受疼痛的人，太逼真了。　　有时，人失去痛感，才是真正的痛苦，身体上最敏锐的保护机制丧失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确切地知道身体的各种不舒服反应里蕴涵的意义呢？我们轻而易举地，甚至不负责任地就把支配身体的所有权和盘托出，尽数交给了医生。而医生，从接受医学训练的那天起，基本就一步跨入了和身体作战的干预阵营，自此他就相信非干预不可，非用药不可。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暗示的，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这样的预言用在我们对身体的控制上，似乎同样恰当。　　但其实，能站在我们身体这边的，终归是我们自己。属于病人的名字并不是“弱者”，但为什么病人总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呢？这样被动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只能让我们一味地依附医学的“干涉哲学”。我们把身体带到医院，交给医生，交给医学，任其处置。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依附其上，越依附，越离不开；越依附，越对细节和态度敏感，越对结果抱有过高的期望。当这结果达不到期望值时，我们总算才开始要求平等了，才开始想到去动用权利了。　　聪明病人，是聪明地和医学的“干涉哲学”保持着距离，不是一旦病了，就把控制权交出—无论是交给医生，还是交给医学。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自古以来就有的控制色彩日渐加强，形成了浓重的“干涉哲学”，而病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服从，也愈演愈烈。人们渐渐喜欢上被控制的感觉，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主动性的技术，比如医学。　　这种关系就像老板和雇员，主人与仆人，家长与子女一样名正言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病人配合、鼓励、怂恿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以致我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和医生的关系本来就应该这样。　　一位从美国回来创业，投身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除了钻研自己产品的机理、包装以及独特的概念之外，不离口边的还有一个词—“带瘤生存”。在这点上，他好像和中医站在了一起。在西医的体系里，从前肿瘤学家的观点是：和肿瘤作斗争，不惜一切，杀灭它们。医生们更多地是想发动一场和肿瘤一决生死的战争。那些“抗癌勇士”也是癌细胞在体内一个都不见了才算数的幸运儿。　　直到1994年，一位加拿大教授在关于癌瘤概念的新模式中提出，有效的治疗并不需要肿瘤的完全消退。再到后来，治疗癌症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出现之后，人们发现这些药不像以前那些化疗“猛药”一样气势汹汹，摧枯拉朽，不达到杀死肿瘤细胞的目的誓不罢休，但同时病人也需付出像脱发、恶心、呕吐、无力、感染这样极其痛苦的代价。　　这些小分子抗癌新药似乎更平和地起着作用，它们不以消灭肿瘤为目的，但它们能阻止已有肿瘤的生长和扩散，也不需病人为生活质量付出太多的代价。这个观点看起来，和中医的带瘤生存似乎有某些共通的地方。人们终于意识到，不应该满足于将肿瘤消灭但也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使病人过着悲惨不堪的生活，而带瘤生存可能就是中晚期癌症病人长期存活的出路。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正是在抗癌这件事上，看到了病人应该积极参与的那部分—保持积极心态，提高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力，但不要试图让肿瘤细胞全军覆没。肿瘤细胞可以在体内存在，但我们也可以充分运用病人的主动性，阻止它进展或者转移。　　异曲同工，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医生们已经花费了成百上千万的科研资金来寻求治疗癌症的方法，攻克癌症难题。这些医生所做的许多努力似乎都离不开一个出发点，就是为癌症这种实际上是全身性的功能失调疾病，找到一种简单的、药理学的治疗方法。　　《心理的力量》的作者还尖刻地指出，其实医生们之所以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他们这种缺乏理性的研究，背后还有很多原因在推动—大多数是出于经济的或政治上的，而非科学方面的原因！确实，这些年，我们也能看到不断有抗癌药物问世，虽然它们的改善仅仅是一小步而已，但也足够带来商机，在市场上成为不二选择，无情地挤掉那些老产品。只是这些年来，我们也还没有看到革命性的抗癌药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而是那些类似于中医、顺势疗法等非正统医学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成效，因为它们把心理的力量和身体疾病联系在一起，病人成为治疗过程中积极、主动也更有尊严的那部分。而对于病人来说，能够战胜癌症最大的机会就在于—把传统治疗武器和精神态度结合起来。医生提供传统治疗武器，而心理力量提供的精神态度就得靠病人自己了。　　那位研发抗癌药物的专家，鼓动肿瘤科的医生走到那些中晚期病人的病床边去。他不遗余力地用激情澎湃的话语点燃他们的生命之火，用温暖关怀的问询给予病人希望，指点病人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怎么和癌症长期抗衡、共处，最终找到带瘤生存的出路。不得不承认，经过心理调节之后，那些病人本来黯淡无光准备等死的眼神变得有些生机，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超过医生预言的生存期的奇迹。只不过，治疗中还是得加上生物的或是化学的抗癌药物，为了能让治疗方法以更科学的形象、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公布于世。谁让眼前的医学世界更倾向于量化、数字化地评价任何一种治疗，而投入给生存质量改善的研究总是研究基金的零头呢。　　对于肿瘤的治疗，有人甚至极端地提出，像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其实化疗的效果和最佳护理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癌症患者，交给医生用化疗药，还不如直接找个有经验的护士只进行精心护理而不进行治疗，因为那样的生活质量更高，病人不必忍受化疗的恶心、呕吐、脱发、乏力、感染等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而在控制糖尿病的“五驾马车”一说中，人们再次看到了病人自己的作用，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匹马，其他四匹马都离不开病人自己的努力。这四匹马包括：饮食控制、保持心理平衡、有效的运动锻炼、定期检测病情。只有这五匹马齐头并进，朝着一个方向，控制糖尿病才能达到真正的有效。而“五驾马车”再次形象地说明了，作为病人我们不能交出所有的控制权。　　病人改变不了医疗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一名病人去医院看病，如果医生对他说，你这病不用吃药，回去休息休息就好，病人大半会觉得失落，仿佛走时不带走一张处方，这一趟就全无意义。在看病的时候，人们似乎习惯被控制，甚至可以说，喜欢这种医学的“干涉哲学”。不仅仅是治疗的“干涉哲学”，我们还习惯于从医生那里得到所有的信息。　　医生手中掌握着所有专业的信息，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交出判断力，成了被动的受体。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格局已经改变了，我们有许多可以主动得到信息的渠道。有不少网站可以提供基本的医学信息，有些专业医学网站还有定期的专家网上咨询，一些病友也组织了相关疾病的论坛。如果你能阅读英文，那么可以看到的角度更多，得到的知识更多。原先存在于我们和医生之间的信息沟壑，通过我们的主动努力，可以变得越来越小。　　在一个积极的病人眼里，他总是能发现自己可以积极主动参与的那部分。有些视角可能是医生永远不会关注也永远触及不到的，而它们正好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可以运用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力量，和医生一起对付疾病。我们还可以运用自己获得的信息、自己的判断，去和医生商讨更好的方案。　　聪明的病人不是习惯“被灌输”的病人，不是等待“被控制”的病人，也不是医学的“干涉哲学”的绝对拥护者。身体是我们的，我们与其坐而述，何如起而行，和医生一起并肩前进。　　一位哈佛医学院研究心血管疾病的教授到中国来演讲，闲聊时我们说起平时怎么健身保持体型。他说他每天保证一小时的跑步机锻炼。　　出于职业敏感，我告诉他，最好不要选择跑步机，因为对膝关节的损伤比较大，容易得骨关节炎。“最好改成太空漫步机。”我建议道。事实也是，现在患关节炎的比例不少，美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在中国，保守点估计有10%。而过高的体重可能就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然后，我们就聊到体重。在中国的大街上，这位专家看到中国人相比美国人要苗条得多，对美国人日渐肥胖的体型感慨不已。“我感觉现在美国人饮食很不健康，大街上腰围大于四英尺的比比皆是，心血管疾病成了头号杀手。他感慨说。　　为什么在医学找出办法可以对付以前的一些疾病之后，还会有新的疾病出现呢？这也是个问题。　　在现代文明社会，医学和文明病几乎在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疾病也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新颖的、突破性的治疗方法不断出现，但却似乎没能显著改善人们的寿命。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的医学在往前发展，不断有对付疾病的新办法，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所有已知疾病的治疗方法，那时的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像那位美国心血管专家聊天时说的，现代人得的疾病种类一个没少，甚至还多了。跟20年前唯一的不同可能是：疾病的种类以及不同种类里谁占多数谁占少数发生了改变。这些疾病的种类构成了一个叫“疾病谱”的东西。随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它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以前困扰原始人的感染、创伤，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小菜一碟，但因为文明的发展，新的疾病出现了。在原始社会几乎见不到踪影的乳腺癌，正威胁着现代女性，成为女性健康杀手。而这样的变化，就是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出现的。　　有人作过这样的比较：在原始社会的女人，她们初潮晚，生第一胎时间早，生的孩子多，常年哺乳，绝经早；而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正好相反，她们的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甚至不生育，自己亲自喂养的时间短，绝经晚。据估计，原始时代的女性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女性平均排卵达451次。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　　现代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得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是远古时代女性的100倍。美国一位叫做伊顿的教授甚至还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治方案—现代女性应该去模仿远古女性的生活方式：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　　这只是“疾病谱”演变的其中一例。　　以前，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容易患上食道癌或是胃癌，肿瘤医生们称这两种癌症是“穷病”。但是到了物质丰富、不愁吃喝的年代，结肠癌开始在消化道癌症中占上风，并节节上升。　　在美国，结肠癌已经占到全部癌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在广州、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等14个亚洲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华人患结肠癌的比率也在升高，与西方白种人不相上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城市居民饮食习惯开始跟西方接近。以前，传统的中国饮食里的米饭、富含纤维的蔬菜等对结肠的健康有益，但现在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些富含脂肪和红肉的西方食物在中国很流行。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位只有19岁的男孩被诊断为结肠癌晚期。男孩的父母是成功的生意人，他是家中独子，据说从小到大只吃肉，几乎从不吃蔬菜。　　2005年1月，一则雅虎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刚刚走马上任的麦当劳CEO查理·贝尔在上任一个月后，发现患了结肠癌，于2004年11月宣布辞职，接受治疗，两个月后去世。　　“即便在他住院接受化疗期间，查理仍然从容、果断地领导着公司。”人们不忘在他走时这么评论这位把麦当劳看做一生事业的工作狂人。据说这位最初从悉尼一家麦当劳连锁店干起来的澳大利亚人，担任连锁店经理时才19岁，他从来都把麦当劳看做他最大的事业。在我看来具有戏剧性的是新闻里提到的这句话—他是麦当劳快餐食品的坚决拥护者，一辈子里大部分时间吃的就是麦当劳。这样长期的快餐食品对他后来患病是否有一定的影响，还需要科学证明，但起码不是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让我们再来看看查理·贝尔的前任麦当劳CEO—不幸猝死于突发性心脏病。还记得那位在MTV的电影颁奖礼上获奖的反面演员吗？他当众捏碎了一枚鸡蛋，这个细节在引起大家哄笑的同时，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一次大型健康活动还要深刻。　　如今起码在美国，心血管疾病的踪影几乎到处可见。但几百年前，人们可很少听说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个词，那时的人们忙着对付成批成批带走生命的流行病。等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对付流行病的疫苗和药物之后，新的疾病以新的面貌出现了。美国人现在的食谱中，有40%的热能来自脂肪。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巧克力蛋糕、鸡蛋、奶酪，吃饭吃到撑，食物过剩……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像那位演员说的，高胆固醇这个“反面角色”出现了。它将有可能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堵塞动脉，影响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像那个不幸的麦当劳CEO的故事，时有发生。　　那些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而日趋明显的疾病，有人把它们叫做文明病。文明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么一锅不知酸还是甜的杂烩，好的坏的搀杂在一起。我们以为文明是自己主导的发展方向，以为人类在凭借自己的本事改变、塑造着世界的模样，但是疾病首先就和文明开了个玩笑，甚至那些我们本以为已经解决的疾病，也会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比如结核。　　在鲁迅的小说《药》里，咳血消耗着肺痨病人小栓的精力和元气，全家愚昧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血馒头上，以为它能对付结核。小栓吃了华老栓买来的人血馒头，却依然未逃脱结核的磨难，最终还是被痨病吞噬了生命。　　而雪莱和济慈，这两个19世纪初的结核病人，互相通信的句子就是：你还是带着那幅肺痨病人的病容。历史上，结核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被称为白色瘟疫。那时，盗汗、咳血、低烧……让人们不寒而栗，因为这基本就意味着死亡。　　所幸，1882年德国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导致痨病的罪魁祸首—结核杆菌，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控制结核病的希望。然后出现了异烟肼、利福平这些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经过合适的治疗周期和药物用量，结核病基本可以得到控制。人们开始把结核当成小事一桩了。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度销声匿迹的结核病似乎又死灰复燃。只不过，现在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了，为对抗人类想出来的招数，结核杆菌不断变异以求耐受抗结核药物，它们也要生存！　　就像生物学家们形容的，在人和微生物之间，存在着一场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医生开玩笑说，现在容易患结核的不再是从前那些生存条件差的穷人，多是大鱼大肉过多、生活没有规律的所谓富人。人们开始意识到现在的结核杆菌变得狡猾，变得可以耐受抗结核药，已有的这些药物治疗对它们无济于事。　　关于如今的结核杆菌改头换面以求耐药，后来的体会越来越深，因为我去美国的第一个实验室就做这个课题。我和那位送我《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印度小伙子在同一个抗结核研究小组，成员来自好几个国家。有时我们会去培养活生生的结核杆菌的P3实验室。老板是位科学狂人，要求我们每人桌前贴着结核杆菌的基因图谱，有空就望着它，也许灵感乍现，就能找到那个对结核杆菌的生存最重要的基因。到时，大功告成，新的抗结核药就诞生了！　　要是鲁迅活在今天，他可能也不会相信今天仍然有研究抗结核药的多国部队。因为医学和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正几乎以相同的速度齐头并进。　　医学是对付疾病的终极武器吗　　在每一个文明进展的时代，除了有不断改头换面的疾病谱，我们还会面对一个问题：是否能够通过不断发展的医学力量，把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疾病完全赶走—就像它没有来过一样？　　因为对我们凡人来说，一个没有疾病存在的身体，最符合我们对身体的要求，也是最有安全感的希望。但显然，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就又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因为有些病无法治愈，无法根治。　　为什么有些病无法治愈？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寻找人为什么生病一样，有很多角度、很多答案。可能归结到最后，到了生物学家那里，就落到人在这个广博大自然里的角色和定位。而在医生这里，却有着非常具体的回答。　　因为风湿免疫性疾病大多无法治愈，我曾问过一位风湿免疫科的教授，你怎么向病人解释有些病无法治愈？　　这位教授说：“对病人解释起来是有点麻烦，因为病人大都觉得你是全国顶尖的专家，你手里就握着先进的知识武器，你就能把我治好，不，应该说是治愈、根治！　　“但其实，医学发展到现在，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不能根治，像风湿病绝大多数是终生的。医生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帮病人解除痛苦，可以适当地延长生命。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在不违背规律的前提下，能够延长生命；第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至于把某些疾病从身体连根拔起，就像它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那是医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一门向着完美前进、无限接近但永远达不到的科学。　　但医学是否就是无力的呢？如果把“全部疾病，全部治愈”作为标准来衡量医学，它是无力的。但是，医学这门科学，在另外的意义上，体现了它的艺术性。　　举风湿免疫性疾病来说，这类疾病绝大部分无法根治，但一个高明的医生可以在他的工作中，体现医学的艺术所在。如果他能做到两点高明之处，那么其实他带给病人的益处，可以说并不比治愈逊色多少！第一，在于尽早发现病人的病情，明确诊断；第二，用最恰当的治疗控制病情进展，尽早尽快干预它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糖尿病、癌症。　　但是，一个患类风湿免疫疾病的病人，仍然抛不开对“根治”的渴望。一个朋友的母亲，患了干燥综合征，她执著地在各大城市的风湿免疫科求治，手里攥了一叠治疗方案，最后她自己都能整理出来这些药方的不同特色，哪个用药狠、见效快，哪个用药温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这些医生都告诉她没有办法治愈。　　她仍然怀着对“根治”的希望，每次电视里、报纸里的广告说某某医院有秘方可以根治干燥综合征，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打听。有次，她拿着报纸走到北京一家小医院门口，询问看自行车的报纸上的研究所在哪里。看自行车的大爷看了她一眼，说：“您也这么大年纪了，这种小广告也相信？说实话，我在这儿看自行车这么多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研究所，我还真不信大医院治不好的这儿能根治。那些根治、治愈、秘方什么的，全是骗人的！”老太太想想也是，如梦初醒，终于从自己的根治愿望里醒来。　　国内有位专家曾经呼吁大家擦亮眼睛，揭示了这些所谓偏方的骗局：有时候病人觉得药物似乎有点效果，但实际上添加了激素，甚至有的药里放了吗啡，为什么放吗啡呢？关节疼痛，所以放吗啡进行缓解。　　至于癌症，这类被妖魔化的疾病，一直以来是科学界试图攻克的目标。所谓攻克，也是试图达到根治、治愈。在某些种类的癌症领域里，这种根治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但是，还有一些像晚期胰腺癌、结肠癌、肺癌……仍然是医学无法全力掌握的盲区。对于这样的疾病，现在的医学能达到的也许是减慢发展，延缓进程，提高身体的免疫状态。而那些在肿瘤医院的天桥上散发的根治小广告、报纸电台里的秘方，都只不过是混迹在医学里的骗局，利用人们对“根治”的美好期待，让人们从口袋里掏钱。

制作: 2006-10-8		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